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分析

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分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应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发展演进过程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一种固定永恒的关系。这是对经济学的庸俗化，不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下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更无法对当前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监管提出系统性的指导意见。科学认识金融风险与宏观金融监管框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寻找理论基础，由此才能建立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要求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在这个基于个人效用和生产力利润最大化的一般均衡中，经济体之间实行物物交换，最终实现市场出清。货币和金融因素仅仅作为一些短期扰动的外生变量被加入到理论中，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被完全割裂开，是对经济活动整体图景的片面认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金融经济的核心，将生产活动与货币金融有机结合在一起，全面认识了经济的核心与金融对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1.从商品循环到货币循环。《资本论》中认为从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即为从简单的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过渡可以用公式“W-G-W’”转化为“G-W-G’”来表示，这里W表示商品，G表示货币。在最初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目的是通过交换获得其他商品，从而实现社会分工。货币在这里仅仅充当的是交易媒介作用，社会中几乎不存在金融活动，实体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而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生产过程转化为“G-W-G’”，货币代替商品成为了生产的起点。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价值增值。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了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而商品生产仅仅是价值增值的手段。马克思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认识，为政治经济学开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将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融为一体。在货币循环的经济中，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是融为一体的，其天然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更进一步的说，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起决定性影响，缺少了金融体系，实体经济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可惜的是，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经济学的内在本质，至今依然建立在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单纯实体经济分析中，过于忽视金融体系，这实际上依然是马克思所阐述的“W-G-W’”简单商品经济模型。这样的经济理论根本无法全面理解经济本质，也无法有效认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2.从交易媒介到债务契约。在西方经济学模型中，货币的作用主要是商品的交易媒介，其规模波动仅仅是通过价格水平影响到实体经济，作为名义变量与实体经济的实际变量相分离。但马克思强调的是货币作为债务契约进入经济体系后的表现，这已经超越了交易媒介和财富的贮藏手段的职能。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又进一步产生了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及信用等金融体系。这一转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生产模式，价值和财富被虚拟化，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因此，要充分理解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识到金融活动天然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

二、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

西方宏观经济学强调微观主体的偏好和效用，并以同质的代理人模型为基础，这从体系上很难得出经济体系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的结论。从经验来看，西方经济学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是滞后于危机的。根据IMF的统计，总是在具有较大影响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危机的研究才开始聚焦。且在大部分理论模型中，危机都是来自于市场主体的贪婪、金融监管不到位、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等外生因素。鲜有对危机本质的系统性反思，因此各国的金融监管也只能以金融危机发生的经验事实来制定监管规则，缺少理论依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会周而复始的发生。1.传统的危机理论强调外生性因素。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危机归因于各种特殊的外生冲击，以李嘉图的归纳为代表，其将危机归因为例如歉收、战争、政府主导的货币减值等。在传统商品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是统一的，供给直接与需求相对应。在这样的经济中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与危机，即使有危机，也是一些短期的外生因素造成的。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危机具有全面的认识。根据《帕尔格雷夫

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在经济理论体系中最先系统性论述危机的是《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是沿着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方向展开的。危机的可能性。货币产生并成为社会劳动的代表后，所有交换活动将以货币为媒介，这会带来买和卖的分离、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供给和需求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加大，孕育了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危机的必然性。危机的必然性产生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是价值增值与价值实现矛盾的体现。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价值增值，总是倾向于扩大生产；而生产出的商品又需要实现从商品到货币这一“惊险的一跃”，但由于剩余价值的存在，需求总是不足的。“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绝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由此，危机的发生由可能性成为了必然性。“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货币由交易媒介转化为债务契约，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在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都起到了加速和强化作用。“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在经济扩张阶段，信用通过集中小额资本扩展了私有经济的界限，实现了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在需求上，信用也缩短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通过虚假的需求促进投机活动，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大。但这种扩大的生产最终会受到消费的限制，需求不足在所难免，一部分资本难以完成其最终的一跃，经济将走向收缩。而此时的信用也会同时收缩，从而加剧了经济危机。此时“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货币危机也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受到破坏是发生了。

三、马克思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

凯恩斯（1936）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这与马克思的思路是一致的。罗宾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