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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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乎其内 者,入世也,有为也,进取也; 出乎其外 者,出世也,无为也,逍遥也。 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 的实质是要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就先秦思想界来说,儒家偏于 入乎其内 ,而道家偏于 出乎其外 。至晋代,郭象矫正此弊,致力于入内与出外的统一。其著 庄子注 云: 是以圣人常游外以宏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游外 即出世, 宏内 即入世, 游外以宏内 即出世与入世的统一。 无心 即无过分执着之心, 顺有 即顺应尘世且建功立业。 无心以顺有 意谓既要入世有为又要不过分执着于功名利禄、成败利害等等。在郭象看来,只要能把出世与入世结合起来,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即可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使事业取得成功。郭象 庄子注 又说: 圣人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在 庙堂 意谓入世有为,在 山林 意谓出世逍遥。 圣人 乃是郭象设计的理想人格,是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人物。可以看出,这种 圣人 人格实是儒道两家理想人格模型的融铸。

郭象的这种人生哲学代表着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向,即由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的对立而转向统一,直到宋代理学家,仍把 壹天人,合内外 (实即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作为其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另外,就佛教来说,唐时禅宗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也产生了转向,由偏于出世而转向为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禅宗开山祖慧能即在 坛经 中云: 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 此所谓 法 、 处 均指尘世而言, 无念 亦非无任何念头,而是指无过分执著之念,下文的 不著 即不过分执著便是其注脚。可知慧能并不反对与俗世打交道,他主张的是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而所谓 出世 并非进入彼岸世界(西方乐土),如慧能言 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 ,只有执迷不悟的人才会追求彼岸世界,而得道之人只追求一种心灵上的 出世 境界即超越的情怀。慧能的这首偈或许更清楚地表达了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崔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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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思想: 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 于世出世间 正反映了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从事世俗的活动,一样可以超凡入圣,这与慧能所言 行住坐卧皆是坐禅,担水劈柴无非妙道 可谓异曲同工。后来,唐代另一位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制定 百丈清规 ,提倡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的禅风,标志着禅宗的入世色彩进一步加强了。

再看道教。金元之际兴起的全真道,在思想倾向上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入世 转向,其教义中的 打尘劳 即是明证。所谓 尘劳 即世俗事务,亦即所谓 耕田凿井,自食其力 等等。全真道之开山祖王重阳曾有 身在尘世,以游圣境 之妙语,另一位教主丘处机也有 存无为而行有为 之名言, 在尘世 即 行有为 , 游圣境 即 存无为 ,前者乃入世进取,后者为出世逍遥,两者的结合即要求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

冯友兰先生曾把 中庸 里的 极高明而道中庸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依笔者所见,此语也正是对 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 的另外一种表述。 极高明 指出世而言,即达到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 道中庸 是指入世而言,即从事世俗生活,两者的结合即出世与入世的统一。但冯先生认为只有儒家方能做到两者的统一,而道、佛两家均不能,此说则有可商之处。如前所言,唐代禅宗及金元全真道均强调入世与出世的结合,这种宗教转向是对以前偏于出世的旧传统的背离,而这也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作用是积极的。正像儒家由偏于入世而转向为入世与出世的统一,道、佛则由偏于出世而转向为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这种转向可以说是三家之思想体系趋于成熟和完善的表现。

综上所述, 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 (即入世与出世的合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生命力,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和人生态度。入世而能建功立业,出世而能逍遥物外,这样的人生才不是一种陷于一偏的人生。只 入 不 出 ,人会变得过于世俗;只 出 不 入 ,人会变得过于玄远。正确的人生态度当然是两者的结合,能够这样做的人,既会有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又会在俗世中取得较高的成就。有了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人会变得比较达观、洒脱,对世俗的功名利禄、成败利害看得较透,即使遇到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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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败,也会及时恢复心理的平衡;有了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人会变得从容、镇定,在从事世俗事务时不紧张、不焦虑,因而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甚至会超水平发挥。总之,能够 出乎其外 的高境界者,自会有很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对功名利禄等俗事不会过于执着,不会看得过重,内在的精神紧张亦会随之消解,做事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因此可以说, 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 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是一种使人的心理正常和健康的人生哲学。

上海有一位老人曾朴素而深刻地说过,电视如一盏灯,看完想看的节目,关了电视就像关了灯,可以上床就寝了。这种看电视的方式和心态,和传统意义上看电影,或者欣赏艺术什么的,已不是一个数级量的比较,牵涉到的也不是一般的观赏心理问题。

一般人认为,电影是处在影院情境中的窥视,是仪式化的社会行为,而电视则是客厅中的收视,是日常生活的文化代理。表面看来, 窥视 和 收视 确实显示了观赏(看)心态的区别。一方面,在共窥中,黑洞洞的影院环境净化了同场观众的社会关系,银幕成了 观景窗 ,是整个影院空间的唯一心理出路,躲在黑暗中的观众在半强迫情形下获得了 窥淫癖 和 自恋欲 上的心理快感;另一方面,看电视只是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是熟悉的自主的明亮的,电视不是主角,不再超凡巨大,只是某一个家具,只是代理观众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但观赏(看)中的 仪式化 和 客厅化 ,还不是影视区别之实质所在。在现代社会中,影视的区别着重点已转向了心理现象后的文化动因,主要是休闲心态的不同以及此种心态所依存的生态性构成。

现代社会的休闲特征,是随着生活观念的解冻而浮上现实层面的。文化意义的休闲指的是由闲情导致的,为不断满足多方面需求而形成的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诸方面的一种生存(命)状态。相比较而言,电视更易成为一种典型的休闲文化,而电影则是有限度的休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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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视的休闲与生态蔡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