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具流派诠释

中国古代家具流派诠释

文/ 战略研究与投资发展部

我国古代家具主要有席、床、屏风、镜台、桌、椅、柜等。席子，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具，最早由树叶编织而成，后来大都由芦苇、竹篾编成。古人常“席地而坐”，足见席子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床，是席子以后最早出现的家具。一开始，床极矮，古人读书、写字、饮食、睡觉几乎都在床上进行。《孔雀东南飞》：“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诗中的“床”指的是坐具。和这种矮床配合用的家具有几、案、屏风等。还有一种矮榻常与床并用，故有“床榻”之称。魏晋南北朝以后，床的高度与今天的床差不多，成为专供睡觉的家具。唐宋以来，高型家具广泛普及，有床、桌、椅、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盆架、镜台等，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各个朝代的家具，都讲究工艺手法，力求图案丰富、雕刻精美，表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派，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独特风格与样式，对世界不少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家具有纵横两条主线，纵线就是以历史为线索：产生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家具系列，即早期家具、汉唐家具、宋元家具、明清家具、民国家具等。第二条主线是横线，横线是以地方风格为脉络，产生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的家具模式。如果我们从细处研究，应该说地域辽阔的我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有时甚至在一个地区地理环境中、不同的背景下，由于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都会有不同的产物。形成了博采众长，又风格迥异，各领风骚的家具。但是，我们这里叙述的流派是就其整体而言的，这一点目前古代家具研究界已取得共识。一般来讲，有苏式(亦称苏作，苏州制作)、广式(亦称广作，广州制作)、京式(亦称京作，北京制作)，以及其它流派，诸如晋式、宁式、鲁式、闽式等。其中产自苏州、广州、北京的古代家具，它们各代表一方的风格特点，是古代家具的三大名作。

关于古代家具的纵线，本篇并不涉及。下面对横线各流派的古代家具逐一进行概述。

一、苏式家具

我国在明代时，尚无流派可言。当时的家具制作，主要集中在以江苏省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苏省的苏州、扬州和松江一带的家具制作名望越来越高，这时候不论是皇宫里用的家具，还是官邸私宅用的家具，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人们冠以“苏式”的称谓。所谓“苏式”，就是在明代出现的，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所以也可以说是“明式”。换句话说，名扬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苏式家具为主。

苏式家具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是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清代孙嘉淦《南游记》写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浑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

琢玉、家具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文献呼所谓“三吴”，指苏州与吴州、长洲，合称三吴，以苏州为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除了经济因素外，苏式家具的发展和风格的形式，还与苏州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及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吴门画派，就诞生于此地，明代吴门派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生活过很长时间。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一时文人荟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诚如沈朝初《忆江南》所写：“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吴风录》也写道:“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造园成为苏州的一种时尚。明清时期苏州城乡共有园办二百多处，为全国之首。其中不少为文人所构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垞)、段玉裁、汪琬、吴嘉淦、薛雪、袁学澜等皆在苏州有园。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对苏式家具产生潜移目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这三部书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品评和总结，推动了苏式家具艺术水平的提高。苏式家具之所以脱颖而出，流风弥漫，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现存姑苏庭园中的明式家具，无不造型简练，朴素大方，古趣淡雅，似有小桥流水，江南人家的韵味。

举世闻名的明代苏式家具主要有以下特征和风格:

一是格调大方，素洁文雅，没有什么繁杂的雕刻、镶嵌，即便是雕刻、镶嵌也很古朴，富有传统。并主要表现在箱柜和屏联上。以普通箱柜为例，通常以硬木做成框架，然后按漆工工序涂生漆，糊麻布，上漆灰打磨平整后，上漆两到三遍，最后上退光漆待阴干后，开始装饰图案。先在漆面上描出画稿，再按图案形式控槽，再以事先按图做好的各种质地嵌件镶在槽内，用胶枯牢，即为成品。苏式家具中雕刻也大多用小块堆嵌，整版大面积雕刻的极为少见，常见的镶嵌材料多为玉石、象牙、罗甸，各种颜色的彩石，各种木雕，木雕中以鸡翅木较多。这种镶嵌手法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那怕只有黄豆大小的石料碎渣或罗甸沙碎屑，都不会废弃。

二是结构整体，线条流畅。苏式家具制作时采用一木连作，上下贯通，不像清代家具那样各部件显分离状。具体说来，苏式家具的大器物多采用包镶手法，即用杂木为骨架，外面粘贴硬木薄板，这种包镶作法，虽然费时费力，技术要求也较高，但好的包镶家具，不经过仔细观察和用手摸一摸，就很难断定是包镶作法。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通常把接缝处理在棱角部位，而使家具表面木质纹理保持完整，既节省了材料，又不破坏家具本身的整洁效果。为了节省材料，制作桌、椅、凳等家具时，还常在暗处掺杂其它杂木，这种情况多表现在器物里面的穿带的用料上。现在宫中收藏的大批苏式家具，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情况，而且明清两代的苏式家具都是如此。苏式家具大都油饰漆里，目的在于使穿带避免受潮.以保持面心不至变形，同时也有遮丑的作用。

三是比例尺寸合度。明代苏式家具的一招一式，空间尺寸，都经过反复推敲，达到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的地步。即使是陈设，也有一套相互适应的规范。

四是圆润，所谓“明圆清方”，不论是部件断面，局部图案，还是整体造型，都呈圆浑柔润状态。给人一种自然的美感。

五是精于造材。苏式家具的主要用料是黄花梨、紫檀木、铁力木、鸡翅木、瘿木等优质硬木。由于这些木材有质地坚硬、色泽自然、纹理优美等特长，工匠们为了充分展示这些天然的木色，一改宋元重漆善描的工艺，采用不上油漆，打磨上蜡的工艺，将木质的天然美表现到最佳程度。这是苏式家具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最上品的苏式家具所用的木材是黄花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明式黄花梨家具，就可断言它必定是苏式，也就是说产于苏南地区。

由于地理条件决定，苏南地区的硬质木材来源在明代时与广州、北京相比，远不及它们充实，主要是靠海上通道运来，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因此苏派工匠们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细算。中国古代绘画书法中有“惜墨如金”之说，苏式家具也可以说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苏式家具既要造型优美，又要省料的作法，从而使家具产生了俊秀的风格，这是在客观条件下主观追求的结果。历史上那些苏式工匠简直就象魔术师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连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场，不论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无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观，使之天衣无缝，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明代时，苏式家具制成后，主要靠运河北上，运至北京通县，上贡到朝廷皇宫或让达官显贵、财主商贾购置。再后来，工匠们也可以随路出买家具，沿运河一带散落了不少明式的黄花梨家具。事隔数百年后的今天，当世界性刮起收藏黄花梨家具旋风时，许多古家具贩子就是沿着当年的这条运输线，从民间寻觅黄花梨家具。在明代，北上的家具主要靠水运，大运河属漕运，漕运就是宫运，运价奇高，所以当一件黄花梨家具运到北京时，行情就很高，特别是有题款的木器，据说一对面条柜，差不多要白银千两，当时一座很像样的四合院，也只不过这个价钱。

苏式家具经明朝的辉煌之后，到了清早期还在国内家具领域内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到了雍正、乾隆两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和清统治者心理的变化，家具的造型和装饰急速向富丽、繁缛与华而不实的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苏式家具逐渐失去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被后来居上的广式家具所超越，客观上黄花梨材料也已用竭，苏式家具改用红木。随着苏式家具的滑坡，能进入宫廷与宦官之家的木器越来越少，不得不转向普通家具市场。

在苏式家具从官向民的转化过程中，为了能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不得不吸取广式家具的工艺，于是便形成了清代苏式家具的面孔，人们习惯上称为“广式苏作”。这种广式苏作的家具，参照广式家具的品种与式样，但仍按照苏式制作工艺生产；或者在继续沿袭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在装饰手法和花纹图案上不同程度地仿效广式和京式，并明显带有外来文化的倾向。由干苏式家具的丰富而历史悠久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