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兴衰

我看年鉴学派的兴衰

摘要

在20世纪，年鉴学派在中西方的史学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史学家自觉不自觉的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年鉴学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而在其自身改良的过程中年鉴学派也走向了没落，本文试图探究年鉴学派兴衰的一些原因。

关键词：年鉴学派，兴衰，原因

1929年初，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他们创办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要将反对兰克“新史学”的活动进一步深入，并呼吁史学研究者突破以往历史研究中只注重政治史研究的观念，而要更加重视社会学等等方面，他们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多社会学学者的支持和鼓励，因此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在他们看来，历史学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吕西安·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个理论也被之后的年鉴学派学者们所继承，并将年鉴学派的影响推向巅峰。因此，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被公认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和第一代代表人物。

不久后二战爆发，法国很快战败，马克·布洛赫也被德军杀害，年鉴学派的研究活动基本陷于停顿。在二战结束后，1946年，《经济社会史年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更名之后正式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成员也进行了改组，这标志这年鉴学派进入了第二代。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成员的成就十分突出，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被德军俘虏期间写出了史学名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并于1949年正式出版，在该书中，他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学者的观点，在历史研究上主张从地理时间、人文时间、个别时间三个层次来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历史研究可以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过去的历史研究更多的是重视短时段的历史事件，而他认为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才是最重要的，为此，他在1958年发表了文章《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来宣传他的观点。但是，布罗代尔也不可避免的犯了一些过犹不及的错误，例如在他的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过于强调长时段的作用，而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没有看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历史观中有宿命论色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及其不可取的一些态度。当然这并不妨碍布罗代尔成为史学大家和年鉴学派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除了布罗代尔关于三个时段研究的成就外，第二代的年鉴学派学者还有很多突出的成就，例如伏维尔、阿里埃斯和芒德鲁是心态史学方面的专家，菲雷、肖努是计量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关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学派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我十分同意康建伟先生的观点，即他们都是使用的结构主义。勒瓦罗·拉杜里认为，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进行的研究都属于“定性结构史学”，而从第二代开始就属于“定量势态史学”。1

到了1969年《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领导班子再度改组，标志着年鉴学派进入了第三代，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从第三代开始，年鉴学派的学者对前两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更改，他们自己称为自我反省，例如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等等，但他们依然倡导“总体史”，并在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中开始了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将自己的史学研究称为“新史学”，其实就是自我反省后的一种回归。

20世纪70年代，年鉴学派的第四代已经出现，而且他们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学派的的主张进行了更大胆的批判，他们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1994年，《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更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这表明他们试图在适应西方史学变化的过程中对年鉴学派进行重新的定位，但年鉴学派的衰落仍然无可避免。

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年鉴学派学者对社会史以及结构史学发起了大胆的批判，第三代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一书就大胆指出：我们理应努力更新自己的史学思考，我们要采取行动，来一个我们所说的“关键性的转折”，这种转折乃是西方史学的回归‘即史学研究中一些或多或少已消失的老方式被重新采用，可归纳为政治史回归、事件史的回归、人物传记的回归和主体的回归。2第四代的雅克·勒韦尔就承认历史学“陷入了一个无法掩饰的认同危机”，弗雷干脆就声称年鉴学派现在只代表一种“影响和声望的权威，而不再代表一个有声望的学派了”。3

康建伟先生从第三代和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与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学派学者的关系上看，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年鉴学派学者称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第三代和第四代称为后结构

1语见康建伟《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下的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

2同上

3同上

主义年鉴学派，1这是一个不怎么科学，却又很能说明问题的划分方法。

在西方史学界，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就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开始，西方就出现了一些批判年鉴学派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弗朗索瓦·多斯，他在80年代，写出了《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深刻批判了年鉴学派，主要是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学者。他对年鉴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学者还是抱有比较崇敬的态度，但是对第三代则以批判为主。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醉心于心态史学、“系列史”等等，布罗代尔晚年的时候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的做法也是痛心不已，但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现状。2多斯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提倡“新史学”和对传统历史的回归，但他们所关注的角度是错误的，他们把视角转向了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他说：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扮演起了人种学家的角色。他认为，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那里，历史失去了启示后人的作用，特别是他们热衷历史解构主义和实际上放弃整体史观，“历史被他们分解成了一堆碎屑”。

年鉴学派作为一个在史学届活跃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史学流派，它的兴盛和衰亡的历史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年鉴学派最鼎盛的第二代时期，年鉴学派学者几乎垄断了法国史学界，布罗代尔本人也成为了史学界的大家，其他例如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方面也是成果颇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了自己的史学研究方法，虽然其中有一些方法上的错误，但大体方向的正确性还是能保证年鉴学派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但是到了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他们对于前人的反省和背离成了主流，年鉴学派也从一个当初立志反对“新史学”的学派成为了一个提倡“新史学”的学派，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开始就不应该再被划入年鉴学派内，而应该笼统的称为新史学。史学立场的转变也预示着年鉴学派的衰落，虽然之后年鉴学派仍然在西方史学界横行了十年时间，但是批评的声音开始不绝于耳。

说起来，从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学者开始就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他们忽视历史发展过中的规律问题，使得历史失去了启示后人的作用；布罗代尔单纯强调长时段历史的研究而不阐明三个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得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不能形成为一个整体，实际也是对总体史的一种背离。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对自身否定过多，使得他们丧失了年鉴学派不同于其他史学流派的特质，他们实际成为了年鉴学派的掘墓人。

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年鉴学派只要坚持用总体史的观点来研究系列史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进步，我十分同意这种观点。年鉴学派鼎盛的时期恰恰是二战后其他学科解决不了现1语见康建伟《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下的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

2语见马胜利《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评介<碎片化的新史学>》，原文为：我的门徒们没有遵循我的教诲······我的接班人和我之间存在巨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