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质询案例

人大代表质询案例人大代表质询案例【篇一：人大代表质询案例】回忆30年前“新中国质询第一案”昨日，85岁的陈宝森老人从泛黄的塑料封套中取出珍藏30余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证，红色绸面依然光洁如新。

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经历了“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

时隔30载，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重申“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并表示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询问国务院有关部门。

耄耋之年的陈宝森得知这一消息显得十分激动，人大监督的作用有了更新的前景。

清华校长发起质询宝钢建设案陈宝森老人家住北京海淀区一座普通民宅，头发花白、身体瘦弱的他靠在沙发上，身后是两幅长条的合影照片：一张是1978年3月6日，国家领导人与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北京团、天津团等代表的合影；另一张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在1954年8月与北京市一届一次会议代表的合影。

陈宝森回忆，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小组讨论会议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对正在上海建设的宝钢新址发问：宝钢厂址为什么选择在海滩上，打地基都是用钢管，那就相当于用黄金铸成地基啊。

国内有大量铁矿，为什么以后要从国外进口？此时，宝钢正式动工已有一年八个月，35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已交付使用，最先建的厂房结构和发电厂的设备正在吊装。

此言一出，引发了在座代表的共鸣。

陈宝森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他所在小组的代表，很多都是来自北京市人大会上的“海淀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人都以敢言著称。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培源、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王惠德以及北京市的领导都要求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当面问清楚”。

陈宝森当年是北京海淀区副食品公司副经理，并没有关注宝钢建设问题，“整个小组的代表中只有刘达最了解情况，大部分都不太了解情况。

因为刘达在革命时期就有很高的威望，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提出的意见又有道理，得到代表们的支持。

因此，小组30多名代表全部举手附议，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

”陈宝森回忆说。

达成共识后，代表们将“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的要求告诉了代表团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转告。

代表连番炮轰部长毕恭毕敬陈宝森记得第二天下午———1980年9月4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北京团全体会议，“整个屋子坐满了人，大家神情都比较严肃”，会场汇集了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显示此次会议的重要性。

随后，60多岁的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在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厅。

“唐克穿着中山装，高个子、一头白发、显得很苍老，但一直都是毕恭毕敬。

”陈宝森说，唐克一上来就先向所有代表鞠躬，向代表们对宝钢的关心表示感谢。

“为什么要建设宝钢？”代表们毫不客气地直奔主题。

唐克先介绍了宝钢的建设规模：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钢材422万吨。

随后还介绍了工程建设总进度、目前的施工进展等情况。

建设宝钢是因为冶金部曾在1977年提出“1985年要生产6千万吨钢”的任务，由于“文革”对我国经济的破坏，现有企业完不成这一任务，须建两三个年产600万吨钢的联合企业。

此外，建设宝钢可以改变我国钢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自建钢厂比进口钢材也划算。

唐克刚回答完，另一名早早“抢”到话筒的代表问：宝钢厂址为何选择上海，还要建在海滩上？这个问题道出了很多人的疑问。

当时，我国鞍钢、攀钢等大型钢厂都是建在铁矿丰富的偏远山区，而上海的铁矿资源贫乏，在动工初期，在海滩上的基础桩位还出现过位移的情况。

唐克解释，上海工业基础好，科技水平高，有熟悉钢铁生产的干部、技术人员等。

临海而建则是，水运比较实惠。

同时，打地基难度大，花钱也多。

唐克分别以算账的方式，向代表们解释“从海外进口矿石比国内的便宜”、“宝钢可以在13年内收回成本”等结论。

还有代表不满宝钢所有设备都从外国进口，并指责宝钢是“花钱买现代化”。

在场的冶金部副部长黎明解释，当时，国内的钢铁工业十分落后，连造船、造汽车的钢板都从国外进口。

攀钢因设施都是来自国内，吃尽了苦头，生产十年后，才扭刹住亏损的局面。

部长满脸通红，回答真诚而紧张时隔30载，令陈宝森记忆犹新的是，唐克真诚地进行了反省：工程上马仓促，没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没有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准备工作欠缺的地方，“花了不该花的钱”，有的地方造成资金浪费，并表示正对此进行检查。

在大家看来以上本是唐克的结束语，但刘达、王惠德、李瑞环等几名代表，仍对一些具体问题继续提出质询，唐克等人又一一作答。

“唐克的答复合情合理，大家也认为他是很真诚的，都没什么话说了。

”陈宝森清楚地记得，整个质询唐克的过程有一个多小时，唐克并没有带任何材料，上百个数据脱口而出，“整个过程他虽然没有出汗，但一直是满脸通红，估计他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陈宝森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共和国第一质询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代表们依照法律规定，在大会期间，“对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代表们在集体行使职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力。

”陈宝森认为，质询并非代表们与某个部门过不去，通过宝钢建设质询案，也让代表们和公众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缘由。

2000年，“质询案”密集的年代我国“质询”的前身是更为严厉的“质问”：1954年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1978年宪法将“质问”改为“质询”。

1982年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有质询权，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随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了质询权。

在地方人大也有多起质询案。

1981年，在江苏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财政预算等问题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5项质询。

1989年，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就清理整顿公司问题质询副省长杨汇泉等人，因对杨答复不满意，177名代表向大会主席团正式提出议案，成功罢免杨汇泉，《人民日报》还发表《人民万岁》的社论。

在广东，多次出现质询政府有关部门，2000年，在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28位省人大代表因环保部门处理一宗污染项目不力，向省环保局提出质询。

在3轮质询没通过后，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撤换副局长的职务。

这被外界看成是“广东人大现象”，吸引各地人大前来取经。

与广东质询案发生的同一天，海南省交通厅和财政厅的三位正副厅长，就返还海口公共汽车公司燃油附加费问题，接受省人大代表的质询。

次日，代表团向主席团递交书面报告，对省交通厅、财政厅的口头答复表示“不太满意”。

质询威力之大，令许多官员闻风丧胆，许多地方人大也不想火药味太浓，将“质询”变通为“约见”“询问”等“温和方式”，“质询”一度被束之高阁。

专家看好人大质询监督的前景有专家分析，“质询”一度难寻，与当时法律制度不健全有关。

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进一步对质询的程序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明确了“质询制度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田必耀告诉记者，质询有两层含义：人大代表或委员对于不清楚、不理解的问题，请“一府两院”作出答复；质询有问责的属性，但不等于问责，是对工作中的问题的监督，要求对有关部门进行追责。

田必耀认为，此次吴邦国再次强调“质询”，是提倡依法行使质询权。

“是把人大的监督功能放大，是对人大权力的宣示”。

田必耀强调，法定人数的代表或委员提出质询后，大会主席团不能否决，只能决定答复的时间和方式。

在人大的监督中，质询的效果最好，可以当面问清楚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对今后我国人大开展质询权的前景十分看好。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人大研究》副主编谢蒲定表示，随着民主法治进程，依法治国的常态化，质询使用的环境逐渐成熟，相信今后使用会越来越多。

南方都市报两会记者组杨章怀实习生李慕杨刘春瑞发自北京人大质询案例1980年9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7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问题提出质询，人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

2000年3月8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81年江苏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江苏省代表就财政预算等问题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5项质询。

1989年春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湖南省人大代表就清理整顿公司问题质询副省长杨汇泉等人，因对杨答复不满意，成功罢免杨汇泉。

2000年1月25日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28位广东省人大代表因环保部门处理一宗污染项目不力，向省环保局提出质询。

在3轮质询没通过后，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撤换副局长的职务。

2000年1月25日海南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海口代表团就返还海口公共汽车公司燃油附加费问题质询海南省交通厅和财政厅的三位正副厅长，代表团对省交通厅、财政厅的口头答复表示“不太满意”。

【篇二：人大代表质询案例】(11月24日下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就省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委员们就大气污染防治接连抛出问题.)(被质询的部门负责人回答问题.)红网长沙11月25日讯（记者刘容实习生桂经天）今年来,长株潭及省内其他地区频现雾霾天.作为政府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全力“治霾”？老百姓何时才能每天呼吸到新鲜空气,见到蓝天白云？ (11) 月24日下午,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就省政府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情况专题询问.15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省人大代表就老百姓关心的空气质量问题,先后向省卫计委、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等11个部门的负责人公开发问.陈宝森老人看着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合影,讲述着共和国史上那次经典的人大质询案. 本报记者刘可摄回忆30年前“新中国质询第一案”昨日,85岁的陈宝森老人从泛黄的塑料封套中取出珍藏30余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证,红色绸面依然光洁如新.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经历了“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时隔30载,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重申“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并表示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询问国务院有关部门.耄耋之年的陈宝森得知这一消息显得十分激动,人大监督的作用有了更新的前景.尴尬的现实:更多的是审议,鲜见的是质疑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积极通过询问、质询、执法检查、专题视察及引入第三方评估等监督形式,增强人大监督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而经媒体梳理发现,广东省一级人大代表已经14年没有提过质询案了.这个数据显然有些令人吃惊,特别是与每年“两会”期间颇为热络的代表委员争相议政现象相对照.不仅质询已经14年没出现,事实上相对较为温和的询问权,在公众的印象中似乎也不多见.据南都记者拿到的2006年-2014年期间广东省代表询问案资料显示,“9年期间,代表提出了31件询问”.按照现有制度设计对询问和质询的区分,质询更侧重的是人大监督对政府部门及其行为的批评、追责职能,询问虽兼有批评功能但主要还在于信息获取,“就议案、报告中不清楚、不理解等事项向有关机关提出问题,要求答复”.可追溯的广东省级人大质询案例,或许还要回到2000年1月22日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佛山代表团25名省人大代表对省环保局提出的质询案,质询现场交锋一度相当尖锐.也因此(以及此前多宗颇为轰动的质询案),“广东人大现象”成为中国人大制度实践的代表,至今为社会各界所追念,反复研讨,不断提及,正因为它难得且珍贵.询问和质询,一字之差,但相对而言后者代表一种更刚性、更尖锐的监督形式,也因其尖锐性,质询权长期搁置、近乎休眠成为强化人大监督所避免直面的问题.从中国人大制度的最初始设计框架开始,询问与质询便是人大监督职权的主要形式,列在“五四宪法”里,一直到现行的“八二宪法”.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的形式有很多,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可能是“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而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和撤销等形式,出现频率则较小.今年以来,张汪镇人大在市人大常委会指导和镇党委的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镇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倾力关注民生,深入了解民意,发挥代表作用,强化监督职能,有力地推进了全镇经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现将我镇人大工作情况及下半年打算汇报如下:一、今年工作1、加强代表学习培训.镇人大根据市人大要求和党委的安排部署,积极制定代表培训实施意见、学习计划等,向每一位代表发放了学习书刊、文件、笔记本,订阅各类报刊杂志等,开展了3次学习交流活动,召集市镇人大代表系统学习党的各级文件和各级人大领导重要讲话精神.同时要求每位代表把自己的所学向群众宣传好.加强代表小组阵地建设,完善小组活动、学习、联系选民等工作制度.并从今年开始,实施代表月学习、季调研、半年总结视察制度.通过学习,全体代表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认识水平、思想觉悟有了很大转变.2、抓好重点,加强代表建言监督实效.圆满召开了镇第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共收到代表批评和建议11件,涉及到教育、水利、大管网设施建设、道路整修管养、环卫一体化建设等内容.为落实议案建议,人大办公室整理后,采取交办、督办、协办等方法,加快办理速度,提高办理质量,办结率100%,代表满意率100%,使人大代表的建言献策得到落实.镇党委、政府根据代表们的建议意见,多方筹措资金,积极争取上级交通部门的支持,对104国道两侧的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在微山至我镇蒋庄路段新修了景观墙2600米,道路两侧统一粉刷,栽植法桐3500余株.目前,微山至蒋庄路段升级改造已全面完成,沿线群众一致叫好,认为人大代表的建议能较快得到落实,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体现,也是人大代表亲民调研、认真负责的具体表现.2月28日下午,渭南市四届人大七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雷超武向大会报告工作.雷超武在报告中提到,市人大常委会多次开展听取审议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评议及视察调研等,市人大常委会还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开展重点工作监督,督促相关问题整改,启动专题询问评议,主推中心城市发展,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贡献.“询问评议大会电视现场直播,评议结果当场公布.”雷超武强调,在围绕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坚持询问与评议相结合、与中心城市各类创建工作相结合,突出重点问题,实行市区联动、分级询问,通过明察暗访、现场观摩、召开推进会等方式,扎实推进工作开展,使中心城市规划更科学合理、管理更加精细到位,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象.同时,围绕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常委会还听取审议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情况报告,提出要加大公共卫生人员的配备、培训和培养,合理优化配置现有资源,强化公共卫生资金监管等意见.雷超武表示,在今年的工作中,要积极推动法治渭南建设,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改善民生、环境保护等中心工作,开展视调研,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稳步推进,人大工作领域的不断拓展,监督内容的不断丰富,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工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对人大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人大监督工作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本文从当前区县级人大加强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手,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对上海奉贤区人大在增强监督实效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的经验借鉴,提出了加强区县级人大监督工作的建议.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完善细化监督法律法规,为区县级人大依法开展监督工作提供法律支撑.作为区县级人大,要以不违背宪法、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积极根据宪法、法律要义、宗旨,对人大监督工作进行“微创新”,探索完善人大监督工作链,使区县级人大监督工作在程序上正当、有序,内容上真实、具体,效果上实在、有效,责任追究上有理、有据,保障监督工作真正落在实处.本文旨在通过对完善区县级人大工作链的探讨,为区县级人大增强监督实效提供借鉴.一、新时期加强区县级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加强区县党的领导的需要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作为区县级人大,在政治上应时刻保持与区委同向,与人民同心,全力做到区委有要求,人大有作为,适时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区县全体人民的意志,对于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稳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财新网】（实习记者罗国平）作为人大监督方式之一的质询,其“落地”情况却远非乐观.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青提出《关于完善人大质询工作机制的建议》（下称“建议”）.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吴青介绍,她提此议案的原因是为了加强代表的作用.虽然目前在全国以及省级层面都存在质询案例,但人大代表对质询的使用尚不普遍,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吴青认为,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对质询权主体的限制、质询程序的不完善、质询权效力缺乏保障,以及代表对行政部门的监督缺乏勇气.对此,吴青提出要完善质询权行使程序,让行使质询权成为一种常态.同时,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应提供相应帮助,并加大对质询的公开.“闲置”的质询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俞学文、方青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就陕西现代农业案提出了质询,这是全国层面提出质询的最新案例.“质询权作为监督权的一种,目前应用是不太广泛的”,吴青指出.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也向财新记者介绍,“现在代表做的质询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质询是人大的专有监督形式.作为一种刚性监督,其力度仅次于罢免和撤职.姜明安介绍,因为受询对象很少能事先准备,所以质询可以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在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刊发名为《人大监督,紧盯司法公正》的文章指出,人大监督所依据的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每一次监督权力的行使都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彰显.监督权与立法权、决定权和任免权,同为宪法赋予人大的四项主要职权.长期以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处境尴尬,宪法赋予的很多权力实际处于沉睡状态.其中,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相对显得尤为薄弱.人大监督曾长期不能令人满意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受访时称,“在人大监督和媒体监督的作用下,pm2.5的公布时限,提前了4年”.这使他感触颇深.因为,此前数十年,人大监督权的实行情况,并不能使他满意.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即“五四宪法”,明确了人大监督权.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的监督职能完全丧失,直至1978年“七八宪法”出炉,才得以恢复.1982年“八二宪法”实施后,随着《立法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陆续出台,人大监督制度才又逐步恢复.据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傅学俭回忆,他1984年进入省人大时,人大与同级党委、政府、政协仍处于“四个牌子一张门”的状态,后来随着全国人大对于自身监督职能的重新发现和确信,依法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才变得理直气壮.【篇三：人大代表质询案例】新华网合肥１月２７日电（储叶来梁发年）在近日举行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出现了一场带有“火药味”的质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