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质询案例

人大代表质询案例

人大代表质询案例

【篇一：人大代表质询案例】

回忆30年前“新中国质询第一案”

昨日，85岁的陈宝森老人从泛黄的塑料封套中取出珍藏30余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证，红色绸面依然光洁如新。在1980年五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上，他经历了“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代表就宝钢

建设问题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时隔30载，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的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重申“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

的法定形式”，并表示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询问国务院有

关部门。耄耋之年的陈宝森得知这一消息显得十分激动，人大监督

的作用有了更新的前景。

清华校长发起质询宝钢建设案

陈宝森老人家住北京海淀区一座普通民宅，头发花白、身体瘦弱的

他靠在沙发上，身后是两幅长条的合影照片：一张是1978年3月6日，国家领导人与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北京团、天津团等代表的合影；另一张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在1954年8月与北京市

一届一次会议代表的合影。

陈宝森回忆，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小组讨论会议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对正在上海建设的宝钢新址发问：宝钢厂

址为什么选择在海滩上，打地基都是用钢管，那就相当于用黄金铸

成地基啊。国内有大量铁矿，为什么以后要从国外进口？此时，宝

钢正式动工已有一年八个月，35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已交付使用，最先建的厂房结构和发电厂的设备正在吊装。

此言一出，引发了在座代表的共鸣。陈宝森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他所在小组的代表，很多都是来自北京市人大会上的“海淀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人都以敢言著称。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

夫人林佳楣、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培源、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的李瑞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王惠德以及北京市的领导都要

求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当面问清楚”。

陈宝森当年是北京海淀区副食品公司副经理，并没有关注宝钢建设

问题，“整个小组的代表中只有刘达最了解情况，大部分都不太了解

情况。因为刘达在革命时期就有很高的威望，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提出的意见又有道理，得到代表们的支持。因此，小组30多名代

表全部举手附议，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陈宝森回忆说。

达成共识后，代表们将“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的要求告诉了代表团

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转告。

代表连番炮轰部长毕恭毕敬

陈宝森记得第二天下午———1980年9月4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召开北京团全体会议，“整个屋子坐满了人，大家神情都比较严

肃”，会场汇集了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显示此次会议的重要性。

随后，60多岁的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在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等人

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厅。“唐克穿着中山装，高个子、一头白发、显得

很苍老，但一直都是毕恭毕敬。”陈宝森说，唐克一上来就先向所有

代表鞠躬，向代表们对宝钢的关心表示感谢。

“为什么要建设宝钢？”代表们毫不客气地直奔主题。

唐克先介绍了宝钢的建设规模：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钢

材422万吨。随后还介绍了工程建设总进度、目前的施工进展等情况。建设宝钢是因为冶金部曾在1977年提出“1985年要生产6千万

吨钢”的任务，由于“文革”对我国经济的破坏，现有企业完不成这一

任务，须建两三个年产600万吨钢的联合企业。此外，建设宝钢可

以改变我国钢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自建钢厂比进口钢材也划算。唐克刚回答完，另一名早早“抢”到话筒的代表问：宝钢厂址为何选

择上海，还要建在海滩上？

这个问题道出了很多人的疑问。当时，我国鞍钢、攀钢等大型钢厂

都是建在铁矿丰富的偏远山区，而上海的铁矿资源贫乏，在动工初期，在海滩上的基础桩位还出现过位移的情况。

唐克解释，上海工业基础好，科技水平高，有熟悉钢铁生产的干部、技术人员等。临海而建则是，水运比较实惠。同时，打地基难度大，花钱也多。唐克分别以算账的方式，向代表们解释“从海外进口矿石

比国内的便宜”、“宝钢可以在13年内收回成本”等结论。

还有代表不满宝钢所有设备都从外国进口，并指责宝钢是“花钱买现

代化”。在场的冶金部副部长黎明解释，当时，国内的钢铁工业十分

落后，连造船、造汽车的钢板都从国外进口。攀钢因设施都是来自

国内，吃尽了苦头，生产十年后，才扭刹住亏损的局面。

部长满脸通红，回答真诚而紧张

时隔30载，令陈宝森记忆犹新的是，唐克真诚地进行了反省：工程

上马仓促，没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没有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准备工作欠缺的地方，“花了不该花的钱”，有的地方造成资金

浪费，并表示正对此进行检查。

在大家看来以上本是唐克的结束语，但刘达、王惠德、李瑞环等几

名代表，仍对一些具体问题继续提出质询，唐克等人又一一作答。“唐克的答复合情合理，大家也认为他是很真诚的，都没什么话说了。”陈宝森清楚地记得，整个质询唐克的过程有一个多小时，唐克并没有带任何材料，上百个数据脱口而出，“整个过程他虽然没有出汗，但一直是满脸通红，估计他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陈宝森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共和国第一质询案”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代表们依照法律规定，在大会期间，“对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代表们在集体行使职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力。”陈宝森认为，质询

并非代表们与某个部门过不去，通过宝钢建设质询案，也让代表们

和公众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缘由。

2000年，“质询案”密集的年代

我国“质询”的前身是更为严厉的“质问”：1954年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1978年宪法将“质问”改为“质询”。1982年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有质询权，受

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随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了质询权。

在地方人大也有多起质询案。1981年，在江苏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财政预算等问题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5项质询。1989年，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就清理整顿公司问题质询副省长杨汇泉等人，因对杨答复不满意，177名代表向大会主席团正式提出议案，成功罢免杨汇泉，《人民日报》还发表《人民

万岁》的社论。

在广东，多次出现质询政府有关部门，2000年，在广东省九届人大

三次会议上，28位省人大代表因环保部门处理一宗污染项目不力，向省环保局提出质询。在3轮质询没通过后，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撤

换副局长的职务。这被外界看成是“广东人大现象”，吸引各地人大

前来取经。

与广东质询案发生的同一天，海南省交通厅和财政厅的三位正副厅长，就返还海口公共汽车公司燃油附加费问题，接受省人大代表的质询。次日，代表团向主席团递交书面报告，对省交通厅、财政厅

的口头答复表示“不太满意”。

质询威力之大，令许多官员闻风丧胆，许多地方人大也不想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