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到深处会孤独_解读人间至爱者鲁迅的孤独

[收稿日期]　2006209206

[作者简介]　李华(1968-),女,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张媛媛,女,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爱到深处会孤独

———解读人间至爱者鲁迅的孤独

李　华1,张媛媛2

(1、2,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2)

[摘　要]　鲁迅是我们民族是孤独的思想者。他的孤独是先觉者与民众的隔膜,是最先锋的战士对战友

的超前。这种孤独源自他对民族、对同胞的深切的爱。这种爱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然而他仍然愿意

在孤独中坚持他的爱。他的一生都在与孤独扭打,也与孤独为伴。鲁迅的孤独是一个人间至爱者的孤独。

[关键词]　鲁迅;孤独;爱

[中图分类法]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07)01-0027-03

鲁迅,是我们民族最孤独的思想者。这个孤独的人透

支着自己短暂的生命跟我们说话直到死去。鲁迅是人间的鲁迅,他在人间的“存在”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渐进的然而又充满心神罹难及灵肉折磨的灵魂探险而完成的。在这坚硬的冰冷的苦难背后,是深沉的热切的爱。

一、孤独者的孤独

当天朝大国尘封的大门被外国的坚船利炮冲开,几乎是在一瞬间,各种思潮迅速涌入中国。当时中国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最先觉醒。“五四”时代是发现“人”的时代,是人的意识觉醒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现代的、理性性、批判的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他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真正的人”的观念的。人的个性被奴隶性所替代,这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大小奴隶们严格地按照封建等级制度排列组合成一个麻木、冷漠、自私的群体。作为“五四”运动的优秀代表,鲁迅与同期的先觉者们自觉担负起启迪蒙昧的历史使命,开始中国的“启蒙运动”。

鲁迅的眼睛是锐利的,他看穿了中国“陈年的流水簿子”之类上写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不过是两个字:“吃人!这是血淋淋的两个字。鲁迅的笔力也是精准的,他将无数个阿Q 重叠在一起,画出一个立体的、呼吸着的阿Q ,使无数“对号入座者”都汗颜地从阿Q 身上看到了自己。他同他的战友们一样,对这些“众数”发出了义勇的呐喊,企图唤醒他们早经沉睡的心灵。

然而先驱们的呐喊与牺牲,却似乎并未真正将这些灵魂唤醒。战士们失望了,这失望如死水一般将他们渐渐淹没。他们的呐喊得不到回声,自己渐渐成了“孤独者”。据胡风回忆,鲁迅在当年谈到《孤独者》这篇小说时,曾直言不

讳地对他说:“那是写我自己的。”[1]

文中的主人公魏连殳,从外貌到精神,几乎与鲁迅完全一致;而魏连殳的境遇,也

直接反映了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一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在民众眼中,魏连殳是一个“新党”、“外国人”,他们完全不理解魏连殳的思想是在为他们服务,反而认此为古怪。从而将魏孤立起来,甚至孩子也不理解他,于是他成了孤独者。在生存与精神的内外交困中,痛苦的孤独者选择了“复仇”。他作了师长的顾问。于是他似乎是胜利了:昔日的敌人纷纷来磕头,新的宾客巴结讨好,甚至自己对小孩子也发起了“恶意”……然而他实际上是失败了:恭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这失败是惨痛的:理想破灭了,信仰丢失了。于是他在祖母的葬礼上忽然“长嚎”了。这不仅是自己内心痛苦的宣泄,也是对渴望“看戏”的庸众的报复:“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

这种众数(庶)对个人的压迫,在《药》中更为直接,更为残忍的表现出来:革命者竟真正的被“吃”掉了!而吃他的,正是他要为之革命的人!革命者夏瑜想通过“革命”来医治受压迫的人,然而他的医治没有用,他们仍是受压迫,在他

们看来,革命是无用的(“

发了疯了”);并且自己的牺牲,反被庸众所鉴赏、所利用,自己的鲜血,却被认为是“有用”的

“药”(“吃了包好”)!这又是何等惨痛的失败!原本应有用的“药”没有任何效用;原本妄溅的鲜血却被认为是“灵药”!在这里,鲁迅深深地感到了庸众的冷漠所带来的寂寞的苦痛。

然而,在众多先驱中,却少有鲁迅这样深刻苦痛的孤独者。由于种种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早地结束了,曾经一起走来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隐退,纷纷退出了新文化战线。只有鲁迅,几经分化组合,仍寂寞地坚守着他的希望。鲁迅的孤独,不仅是“大众”中的孤独,也是“小众”中的孤独,它不仅比一般的民众超前,甚至也比同时期的战友们大大超前了。鲁迅作为一个深刻而痛苦的思想者,不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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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着如何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而改良国民性,同时他也思考着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他认为,知识份子应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应依附与盲从。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没什么“好去处”:要么投靠某个政权,或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要么退隐到“书斋”、

“实验室”中,做了装聋作哑的隐士;要么卖文为生,专写些才子佳人一类迎合大众,迎合潮流。而鲁迅却始终坚守他的以文字唤醒愚民的理想:他不愿遵任何人的命作文学,也不愿迎合任何人的口味说话。不仅如此,在革命如火如荼的狂潮里,他甚至还要跳出来说几句“大煞风景”的话。因为这种决不轻信任何组织、决不盲从任何形式的自我坚守,鲁迅不仅被敌人攻击,也被同一战壕的盟友所不理解,甚至遭到攻击。另一方面,鲁迅也自觉的将自己与各种“潮流”隔出一定空间,这是一种独立的姿态。为了坚持这种姿态,鲁迅与“小众”中的一些人也展开了各种论争。比如钱玄同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战士,鲁迅与他曾经有过热烈的友谊,甚至《呐喊》也是在钱玄同的催促下完成的。那著名的“铁屋”的寓言,也源自二人的谈话。可以说,鲁迅答应了钱玄同写文章,也就是答应了加入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行列。而且在当时,对改革的看法是钱玄同热鲁迅冷。就是这样一位挚友,同窗,战友,新文化运动曾经的先锋,却在“五四”落潮后改了“四个字的名字”:疑古玄同,开始“尊古”“信古”了,这样的战友,已然离鲁迅而去。这怎能不让鲁迅感到失落。

又如著名的“二重反革命”的攻击。“杜荃”似乎是一个谁也不愿提起的名字。然而曾经在“五四”高潮时,杜荃与鲁迅同是为革命奔走呼喊的“狂人”似的战士。虽未曾谋面,但也各自表达过对彼此的关注和欣赏,不乏惺惺相惜之情。郭沫若1927年到上海后,还“请求过鲁迅来合作”。然而过了不久,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就将他请来的“特约撰述员”鲁迅定成了“二重反革命”!在那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他写道:“他(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这是来自同一阵营的攻击,这是从背后射来的暗箭,怎能不使鲁迅愤怒和哀痛。

自己的战友如此,自己培养、提携的新一代“小将”也是如此。这里一定要提到高长虹。鲁迅对这位文学青年的爱护和支持在他们交往之初就很诚挚:高长虹的第一本散文和诗的合辑《心的探险》即由鲁迅选辑并编入《乌合丛书》。甚至“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2]。高长虹曾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而不久之后,他却将鲁迅称为“世故老人”[3]。高长虹攻击鲁迅的文章,前后有15篇之多。自己曾热忱帮助、无私爱护的学生,反过来将自己定成“思想专制”、“思想权威”的“世故老人”,鲁迅心中的激愤与失望可想而知。

鲁迅是他自己的,他不做“帮忙”,不做“帮闲”,不做“偶像”,也不愿成为别人手中挥动的旗帜。他只是做他认为他该做的事。鲁迅在三十年代谈到他的文学活动时曾重申“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这表明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启蒙主义者”,即一直坚持着“立人”的主张,通过“立人”而达到“兴国”,从“救治灵魂”开始直到建起一个“新的世界”。他对人性的坚持不仅是对民众,也是对自己。这种坚持使他将自己同任何不纯粹的组织、不正确的盲动割裂开来。自由的代价是孤独。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组织,且到处都是错误的盲动,然而鲁迅是正确的,历史给

出了证明。他的孤独在于,他的正确过于超前。在当时的中国,有几人能真正理解他呢?这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使鲁迅身心俱疲:“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4]易卜生说:世上最强之人,就是那最孤立之人。鲁迅是强者,也是孤独者。

二、与孤独一起活在人间

鲁迅是强大的,但他是活在人间的人,而不是神。在一个人身上承担了如此多的孤独,他的内心将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巨大而深切的孤独呢?他的态度是:在孤独中坚守自我,决不畏惧。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正是一位真的猛士。他近乎残忍的直面自己的孤独,直面孤独所带给自己的苦痛。他请醒的看到了自己的位置:夹在新与旧之间,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5],是“中国阶级知识分子中最末的一个”[6]。这是一个多么孤独而悲凉的角色。鲁迅看到了,并且感受到了这角色的苦痛,“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7]孤独带给鲁迅苦痛,所以他“憎恶寂寞”;[8]然而“我喜欢寂寞”[9]因为“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10]。鲁迅一生都处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其间各种观点纷繁迭现,各式人物粉墨登场,鲁迅需要在孤独中解剖对象,反省自己,为斗争做准备。对着巨大而深切的寂寞,鲁迅毫无畏惧,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反击着这孤独,深感着痛苦的存在,饱受着孤独的煎熬,却执着不悔,只为以“真正的人”的方式抗争着人自身的孤独。

鲁迅以其特有的执着和坚韧与痛苦扭打,以展示生命的力量和玩味痛苦的方式,证明着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他宁愿在痛苦中怒视真相,也不在安逸中紧闭双眼。他在孤独中与流行的荒谬对抗,在孤独中反省思考。这份坚持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晚年“横站”的鲁迅,于内外交困中说“常常有独战的悲哀”,这是悲愤而苍凉的心境。然而你认为他被这悲哀击倒了吗?不。在他预感到死神将临的时候,“想了一想”,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1]

这就是我们的鲁迅!

鲁迅在孤独中坚守着,也在坚守着孤独。他不畏惧孤独,但他也绝不是尼采一样的“超人”。鲁迅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他自己———“是大众中的一个人”,而非外在于大众的异已力量。他既不将民众视作“贱民”,也不对他们过度迷信。他所强调的是“要活在人间”。即使是被孤立,被排挤、甚至是被攻击,也仍然不离开“人海”,让生命的“沉钟”永远“深深的在人海的底里寂寞的鸣动”。所以鲁迅决不会劝青年们“踱进研究室”[12],也不会对“没到过外国的”人们说“你们当然不配插嘴”[13],也不会叫嚷“我最痛恨社会主义那种贱民,他们是下等人的使役!”他的确是一个坚持独立意识的作家,他不赞成文艺服从于政治,并不等于说文艺应该脱离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宽泛意义上的,并非专指政治家的政治,而是指人间世事而言:“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文,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14]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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