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体操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原地踏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伸展运动，预备，起”2010年8月9日，时隔三年之后，伴随着熟悉而富有节奏的旋律，人们跟着“大喇叭”集体做操的壮观场景重现首都，北京率先在全国推行恢复广播体操运动。

每天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北京广播电台在调频102.5波段中，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约400万名职工播放第八套广播体操音乐，每次时长为8分钟。

此前，有调查显示，北京市民体育锻炼的年龄分布呈“U”字形，即学生和老人每周锻炼的时间最长，而成年人中，70%以上均没有很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很多人几乎没有体育锻炼。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政府2009年颁布了《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确定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牵头，联合市卫生局共同推进职工工间操项目，并明确规定要保证每名职工每日1次健身活动，每次不少于20分钟，广播体操的开展情况甚至成了各单位一把手的考核指标之一。

自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以来，到2010年为止我国已先后推出了八套。

广播体操的历史既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书写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青春记忆。

那时，青春年少，那时，意气风发，就像忽现的白发眼角的小细纹、渐渐凸起的肚腩一样，广播体操陪伴着很多人成长。

1950年，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报告人叫杨烈，时任筹委会秘书。

杨烈出生在越南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青年时代东渡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中断了学业，辗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在延安，杨烈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体育方面的特长，组织了大型团体操等体育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负责体育工作的廖承志亲自把杨烈接到北京，请她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出谋划策。

放眼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无场地、器械，二无人才、经验。

全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在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小楼里办公，和全国青联在一起，北京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难找，负责体育事业的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

为此，1950年8月，体总筹委会借原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邀请之机，向原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原苏联的体育制度，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此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考察了原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状况，详细了解了原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其中，原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体操是其中一项内容。

由于“劳卫制”体操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训练，不同年龄、性别的人都可以做，都能得到锻炼，所以深受原苏联老百姓的欢迎。

这种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

从原苏联回国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确定了学习原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

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

此时，杨烈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她的这个建议，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所以很快得到批准。

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找到专业的体操人才，杨烈想起了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的体操。

杨烈说明来意，刘以珍欣然应允。

早在上大学期间，刘以珍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了，还曾经在全校做过推广。

这种“辣椒操”，其实是一种从日本引进、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日本“辣椒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指导不同地点的人们一起做，日本人把这种体操叫做“广播体操”。

日语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因此中国人称其为“辣椒操”。

日本的广播体操动作，不外乎就是四肢、胸背、腰腹部的锻炼。

徒手体操的基本动作很多，只要组合起来，把这些部位都锻炼到了，就算达到目的。

刘以珍根据日本的广播体操，很快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

主要包括“下肢运动”、“胸部运动”、“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等。

日本的“辣椒操”以呼吸运动作为结束，所以刘以珍也在“整理运动”之后，加了一节“呼吸运动”，整套操就结束了。

刘以珍创编这套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成了后来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

动作设计好以后，刘以珍还专门配了说明文字。

在考虑动作的配乐问题时，有人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

只可惜，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今天已经难觅踪影。

对于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上的模特，刘以珍回忆，她本来想自己做挂图模特，但转念一想，还是应该找一个男模特，健壮的块头会显得更好看。

于是她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马启伟从小就喜欢参加体育锻炼，练就了一副好身材。

作为广播体操图上的首位模特，马启伟上世纪80年代一度担任北京体育学院院长职务。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一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从各地冒了出来。

半年之后，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

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

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做操，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第一套广播体操动作偏于简单，一节操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最难的第八节跳跃运动，也只是跳起来双手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已。

这样的动作容易掌握，但很快也让人失去新鲜感。

同时，整套操都是以大关节运动为主，把胳膊伸展开，把腰扭过去，把腿抬起来，动作也就结束了，缺少对手腕、肩肘、脚踝等小关节的锻炼。

对于整天伏案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活动活动颈部，转动一下腕关节、指关节可能更有效果。

鉴于此，从1954年3月开始，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约请了卫生部、教育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

据北京体育大学老师刘西玉的回忆，第二套广播体操编操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民主集中”：大家先分头回去自己编一套动作，然后再集中起来讨论，哪个动作好就用哪个，最后整合成一套体操动作。

从当时的动作图解上不难发现，第二套广播体操的运动量比第一套大一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的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

“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

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规定固定下来。

3年后，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的消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当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当年来访的原苏联诗人吉洪诺夫也见证了这一历史盛况，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是简单好学，到第四套时候便开始趋于成熟。

1963年，第四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

除了运动量继续增加，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

从1969年开始，第五套广播体操编编停停，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直到1971年才正式颁布。

这一次，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动作标准、姿态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

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

后来人们在《少林寺》、《方世玉》、《黄飞鸿》等影视中看到他的身影，他就是李连杰。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

它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难度等原则编制的，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原北京体操队领队张仲霖为第六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口令，他后来还给第七套、第八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动作口令。

当时的录音技术不发达，一套操8节要求一气呵成，还得抑扬顿挫松弛有度。

喊完一套口令，比做一套操要累得多。

第六套广播体操创编人员刘西玉记得，开始大家以为懂音乐的人比较适合喊口令，结果发现他们喊出来的口令像数数一样，完全不能带动做操人的情绪。

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当时北京体操队队员张仲霖。

张仲霖平时爱给体育比赛做解说，声音比较洪亮，还很有激情，众人便让他试音。

张仲霖回忆说，“我一听到音乐，就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就像是一声口号，千军万马都在面前随之而动，给人一种感染和震撼的效果，让你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

录制口令必须一次完成，中间只要有停顿和差错就要重来。

喊口令比做操还累。

每次录口令我都全力以赴、声嘶力竭地坚持，幸好当时比较年轻，有这样的体力。

即便如此，在正式到录音棚录音前，张仲霖至少练习了一两百遍。

因是集体制作，录制结束后没有任何署名，根本没人知道这个喊口令的人叫张仲霖。

连他的女儿都是上初中才知道喊口令的那个人是自己的爸爸。

1990年5月8日，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

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

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第七套的动作难度较大。

因为在10节的运动中，有8节采用了八拍一循环的动作结构，动作数量多，而且上肢运动多，下肢运动少，音乐也不太理想，不便于学习和掌握。

同样是跳跃运动，以前的动作设计都是顶多是跳起来后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在第七套广播体操中，竟然头上、体后、体前各击掌一次。

这很考验一个人的动作协调性。

第七套广播体操为何删简就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