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的真实嘴脸

中国“异域”到抗战大后方：四川的身份转变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险恶的环境和交通是“异乡”发生的原因之一

国中“异乡”

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与外隔绝，一个主要原因，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除了地理的主因外，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比起更具全国性质的国民党人，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自1920年代始，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四川战争乃真正成为“内战”，也就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1925年，就已有人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

当时人认为，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窃以为“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四川军阀刘文辉曾称，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败退。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以自保为主。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傅葆琛曾经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20年代的四川在全国政治地图上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对“外边”的影响远还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因此，也就常常处在忙于逐鹿中原的外省军人和“中央政府”的关注视野之外。从实际看，南北政府对待四川军人多采取承认现状的态度，分别委以官衔，借以羁縻。这些“官衔”又往往成为四川军人内战的凭资。

外省人不了解四川，四川在中国如同“外国”：“军阀林立，兵匪如毛，蜀道艰难，外省人闻而生畏，不得履其地知其详，有加以秘密国之称者。省外人视四川，几如外国人之视中国，且或更有甚焉。盖外国人虽不知中国，然常派人来华调查，省外人不知四川情形，鲜有闻入四川作切实调查者，省外人之知四川，全凭报纸所载之一二简短通信而已。”

如此异类的四川，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抗战大后方”，而这个华丽的转身，又不得不说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计划。

四川如何进入蒋介石视线被选为“抗战大后方”

，最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将四川纳入抗战根据地的备选名单了。

大西南的四川在被国民政府控制前就被关注了。

蒋介石原本瞩目大西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开始筹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战略基地，并初步打算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1年9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准备将首都迁到西北，准备与日军一战的思想。10月3日，蒋介石在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时认为，

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的第二根据地。这说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心目中的后方根据地是在西北，战时首都放在了西安。

很快，这一设想就有了实践的机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１月３０日，国民政府即发布《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威胁，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一旦战事发生，毫无坚守的余地和希望。随即，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国难会议，其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３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并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正如宋子文所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

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加紧对陪都长安（即西安）的筹划与建设，并先后讨论通过了蒋介石提议的《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和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等人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前者决定“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拨款”。后者决定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陕、甘、绥、宁、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处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也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国民政府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视，直接引发了“开发西北”的热潮。由此可见，在“一二八”事变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准备对日作战的。但是，国民政府选择西北地区，只是因为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相比之下，其控制区中只有西北可堪一用。但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同时，西北地方军阀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也是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理想。

对此，国民政府在确定建设西安和西北之后，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他在1933年8月17

日的日记中表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终于，最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将四川纳入抗战根据地的备选名单了。开始有在四川经营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考虑。蒋介石之所以在还没有控制四川的时候即瞩目四川，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四川历史及战略地位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因西北现实状况实在当不起这个“根据地”的担忧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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