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和谐”文化对比

中西“和谐”文化对比作者：陈慧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22期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这是广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只指人的精神和心理因素，把文化界定在价值观的范围内，指社会群体一致认可的关于是非、对错、美丑的判断标准的观念，及对自己及他人的道德、伦理在真善美层次上的评估。

和谐文化的属于这一狭义的文化范畴之中。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

一、中西和谐文化生长土壤对比中国的文化包括和谐文化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

自然环境首先是幅员辽阔，这给我们的文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完全自足的生存条件，使我们自己就可以不断自我调解和更新。

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族的入侵，但终究能保持文化的延续与完整，没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遭到毁灭或中断，正是赖于这不可多得的广阔内陆基地。

其次，在我国文明的发祥地流域，土质疏松，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被黑格尔称为“历史的真正舞台”，西北部多是荒漠，西南耸立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人迹罕见的横断山脉，东部虽然濒临太平洋，但太平洋看起来时那样浩渺无际，望着它，我们那些虽然聪明但缺乏远洋航海技术和工具的祖先们也只能望洋兴叹。

古人一走到东南，到海岸线旁边就认为陆地到此就走到尽头了，都是滔滔海水，这一地理环境用三个字表示：内聚性，不是向外扩张的。

所以，从孔子的时代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

在现代人看来，孔子和孟子所在的地方都离还不远。

但是在《论语》里，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孟子提到海的话也同样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孔子只想泛舟浮于海，孟子也只是望海惊叹，并不比孔子好多少。

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吞并天下后的秦国，还是汉、唐帝国的建立，或是宋、元、明、清等泱泱大国的延续，它们地理位置总摆脱不了这种半封闭的大陆特性，这样的生存环境必然直接导致华夏土地上出现的生产方式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也基本是内向型的，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便长期保持下来，所以很多人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家族本位的文化。

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人自我封闭、知足常乐、以大国自居、不喜欢扩张、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西方文明的源头有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其中，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与核心组成部分。

希腊文明发源于欧洲的希腊罗马，它西、南、北三面环海，而且还有很多伸向海中的大大小小的岛屿。

由于欧洲陆地狭窄而且山有多，耕地面积受到很大限制，再加上地中海气候冬季湿润，夏季干燥炎热，所以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西方国家很难形成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

和中国安稳平实的陆地相比，大海充满了神秘的动荡和诡秘的变换，但正是这些潜藏的危险激发了人们充满勇气去抗争与征服，这也是西方文明创造的动力。

这样一来希腊本土的农业就难以完全养活它不断繁衍的人口，再加上地中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是个地形封闭的陆间海，水面相对平静，西方人驾驭这样的海域肯定易于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与印度洋。

所以人们不得不转向大海寻找生活资源，发展畜牧业、渔业以；而且这种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这种环境和经济造就了古希腊人勇于开拓进取，又长于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文化性格。

顺利的时候是商人，穷途末路时是海盗。

这样的大海也可以说是在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并激起了人们的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

此外，解决人口生存的另一路径就是向海外移民。

于是在西方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就被完全破坏了，代替它的是以不同阶级、职业或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人自然形成了个人中心的文化性格，不依附于家庭，也不依赖于他人，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自己开辟自己的前途，形成了自由、独立、勇敢、奋斗进取、热爱英雄的文化性格。

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河的赐予，而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海的磨砺。

中西方不同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差异，必然导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对这种差异进行认真探讨。

比如陈独秀就总结了三条：（1）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2）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3）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一句话概括，中国是一元的封闭型大陆文化、群体性文化，而西方是多元的开放型海洋文化、个体性文化。

由于中西地域差异，再加上16世纪西方殖民化运动之前，中西方文明碰撞和交流没有形成很大影响，中西文化在各自的土壤上发育成长，所以在文化、性格上也各有特点，而正是文化这个大背景的不同又导致中西和谐文化的内容也不同。

二、中西和谐文化精髓对比中国和谐文化最早起源于《易经》，《易经》本身它的太极八卦图就体现着一种和谐，黑白对立，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看似一个整体但却和而不同，对立中求和谐、差别中求统一、矛盾中求协调。

中国文化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和”。

罗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和气是第一位的，若能被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那么诸子百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仁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提倡“兼爱”，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提倡“无为”，都是为了实现“和”。

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之所以认同“和”，崇拜“和”，关键在于“和”的珍贵价值，主张“和为贵”但和而不同。

和为贵是古代和谐文化中最经典的一种表述。

“和为贵”是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来的。

他是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排名第27位。

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在古代平时的生活中，人们就对贵“和”的认识就已经非常到位了：传统中医讲“和”，“和”身体才能健康；通融民族关系讲“和”，如王昭君、文成公主和亲；待人接物注重和蔼可亲；生意人讲“和”，因为和气生财；居家过日子讲“和”，因为“家和万事兴”；作战打仗也讲“和”，如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再大点的范围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地万物与吾一体”；在与社会的关系上讲“礼之用，和为贵”、“和以处众”；在国家、民族关系上讲和亲善邻、“协和万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仁者爱人”、和衷共济；在不同文明之间关系上讲“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在人的心灵上讲平心静气、和气生寿。

但这种“和”是有条件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配合与协调。

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就谈不上有动听的音乐；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构不成五彩缤纷的世界；如果只有一种味道，就谈不上鲜美可口的佳肴。

再举个例子，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

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

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

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

比如在中国的庙宇中，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可以融合在一起，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可以坐在一个庙里，在一个家庭中，老人可以信佛教，年轻人可以信天主教和基督教，和谐相处，这在其他宗教文化中是不允许的。

也正因为这种包容性，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和为贵”但和而不同，首先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人爱和平胜于好战，统治者用武力得到天下后，总是寻求各种办法稳定政治，寻求长久的安宁。

新中国确立的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文化中的和谐观与新形势相结合的典范。

其次，为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提供情感心理原则，激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自古就追求大一统的政治，这与贵和精神是分不开的。

我们现在提出大陆一定要和台湾统一而且是要早日统一，就是这种贵和且和而不同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西方和谐文化则起源于《圣经》。

西方《圣经》所倡导的，不但要求人的内心要平和，而且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要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圣经》的伊甸园是西方和谐社会的完美象征。

在伊甸园里，人与动物、植物之间和平共处、相互敬重。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伊甸园”一词是至纯至美的理想家园的象征。

一些购物网，街面的店铺，婚姻介绍所，甚至衣服品牌都喜欢用伊甸园和伊甸就是这个道理，是希望人们和和美美，幸福快乐。

当然，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很早就把“和谐”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

他曾说“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

”这种关系、比例和对称的均衡状态产生了和谐。

赫拉克利特在肯定和谐价值的基础上提出“ 对立和谐观”，认为自然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

对和谐问题论述最为充分的应该是柏拉图。

他认为：和谐就是协调冲突，使互相冲突的事物及其要素有机融合。

他以音乐为例，节奏的快与慢就是两种互相冲突或不同的因素，节奏就是由快慢产生，但快慢是两回事。

音乐的艺术就是协调高音低音的冲突，从而创造出和谐。

他在《理想国》中，还提出了“公正即和谐”，把公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农工商人。

统治者应当由哲学家来担任，因为哲学家最懂什么是和谐，最具有智慧这种美德。

武士应具有勇敢这种美德。

节制是第三等级（劳动群众）的美德。

理想的社会状态就是这三种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具美德，人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争取对国家有所贡献。

之后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一种中庸之道。

19世纪另一位西方思想大师黑格尔从美学的角度对和谐观进行了探索，强调本质上的统一；具体的同一；矛盾、差异、对立、斗争这些范畴大大丰富了和谐的内涵。

西方和谐文化的价值在于：第一，和谐社会必定是一种有活力的和谐。

西方的和谐侧重去协调冲突，协调对立面之间斗争、冲突与抗衡，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使人们的意愿得到尊重，使人们最大限度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从而努力形成有活力的社会。

第二，西方和谐更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谐，并通过约束和限制来实现。

如柏拉图认为各个阶层的人应该像人身体的各部分器官一样，各司其职，协调和谐。

西方人认为，你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

你自己幸福，你也就能使别人幸福；幸福的人，但愿在自己周围只能看到幸福的人。

这是西方利己兼利人的道德原则，那么在每个个体的价值和权利得到确认之后，再依靠平等互利的契约原则实现集体利益的均衡和协调。

契约原则既满足个体从集体中获得力量和归依的需要，又满足个人向集体贡献自己才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