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生先生简介

李潤生先生簡介

李先生先後畢業於香港葛量洪師範學院、珠海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曾任教於羅富國教育學院、葛量洪教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新亞文商書院、新亞研究所、能仁研究所及志蓮淨苑等學府。所授課程包括儒、釋、道三家思想。主要著作包括《僧肇》、《佛家輪迴理論》、《因明入正理論導讀》、《唯識三十頌導讀》、《唯識二十論導讀》、《中論導讀》、《中論析義》、《山齋絮語》、《百論析義》及《成唯識論述記解讀〃破執篇》等多種。

(以上部份內容輯錄自法相學會網址)

訪問及整理: 趙敬邦李: 李潤生先生

問: 請問您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些有關唐先生的軼事?

李: 唐先生授課時非常投入，以至經常忘記扣襯衣的鈕子、抽煙時又會忘記點煙，甚至會用粉刷抺汗。學生上課時均有一定困難，因唐先生說的是四川話，因此我也能聽懂一半而已。由於新亞研究所未有投影機，故唐先生每次上課均會使用黑板，其邊講邊寫，以至經常弄得全身皆是粉末; 又唐先生喜歡沉思，有學長便曾告訴我，唐先生有一次乘車到中大馬料水時，車子駛至海灘以至差點翻倒，但唐先生竟若無其事，且沒有任何驚恐表情，原來他當時正在沉思。而唐先生雖主要研究哲學，但他的文學修養很好，講書時喜歡引用詩句，朱熹的「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便是唐先生喜歡引用的詩句之一。他有時會把詩句默寫於黑板上，學生對唐先生之文學修養均十分欣賞。我們雖未能接上唐先生的思路，但隨他在理念世界中遊觀，已讓我們感到陶醉。但唐先生也有一不好的習慣，便是經常抽煙，乃至尚未抽完第一枝煙，第二枝煙已經點起。由於經常被煙燻黃燻黑，故你會發覺唐先生的手總是黑黑的，當我們去探望他時，便要被迫吸二手煙了。另唐先生的客廳放有一小盅白砂糖，他偶爾會進食一匙，相信這是為了解自己的煙癮。不幸的是，或基於此一緣故，唐先生的眼睛和肺部最終均出現了問題。

問: 請問當時新亞研究所的學習氣氛如何?

李: 當時研究所的學習氣氛很多。現在研究所的同學多是兼讀，而我們當時則多為全職學生，學生當時還可以拿津貼。我覺得其時研究所最好之處，是每月均有例會，每一研究生須輪流發表論文。學生在研究所研讀兩年，第一年不用寫專題論文，但須出席例會。而所有老師和參與同學均可對所發表的論文提出意見或批評，若你的文章得到好評，那便有信心繼續撰寫畢業論文；若論文受到攻擊，那你便須對自己的寫作提高警惕，以免犯上各種錯誤，故例會可視為一「木人巷」，對研究生的學習非常有用。另外，我們要修讀一科「方法論」，該科由謝幼偉先生教授，其會教導學生在研究文學時應用什麼方法，研究哲學和歷史又當用什麼方法。研究生既學習方法論，又參與例會，故一般而言，其時研究所畢業之同學對自己的寫作能力均有一定信心。

此外，當時尚有一學風，便是所內的教授和所外的一些學者每月會聚合一起討論學問。我在研究所讀書時，牟(宗三) 先生還在港大任教，但他每月均會來跟唐先生、謝幼偉先生、程兆熊先生等討論問題，由於學生的境界未到老師的水平，我們往往只會聽他們討論，但縱使只是聆聽，其已對我們的學業有很大益處。現在研究所已沒有了這些傳統，例會沒能維持，老師亦不會聚集在一起討論學問了。我記得我在例會時曾發表一篇論文，其是有關唯識的知識論。唯識主要探討形上學，但其亦包括知識論的面向。錢穆先生曾說喜歡我的文章，但亦警告，言唯識偏向純理論方面，其與生命意義難以相應，故研究唯識容易讓人感到枯燥。錢先生告訴我，不要把唯識當作純理念般研究，而須讓其與自己的生命結合。錢先生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一如跟子侄談話般，這亦反映了當時師生關係非常緊密。由於當時很多同學是由大陸流亡到港，故錢先生他們於農曆年時更會邀請學生到家中相 ，一起吃團年飯。

這種師生關係於現在已很難存在，如我對學生便很難做到這樣。所以錢、唐等先生是真正的性情中人，他們為了使中國文化不致墮落，乃把整個生命投入其中，他們的生命是文化生命，整個生命已與中國文化結合，其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是文化的流露。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普通人不同，其不會在特定時間進行如看電影等娛樂活動，而是把時間全放在讀書、研究和培養未來的學者等工作之上，故他們所作的是承先啟後的文化事業。我相信如他們這種生命形態於現今世界已難再有，他們實在令人懷念。

問: 剛才您提到謝幼偉和程兆熊等先生，我們知道其時為文化出力者還有佛學家羅時憲先生，請問您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羅先生的事情或學問?

李: 羅先生與錢、唐等先生同樣對解放後的政權沒有信心，亦感與新政權的文化理念不同。其時大陸把一切文化馬列化，一切文化皆只是馬列的附庸。唐先生便寫了〈說中華文族之花果飄零〉一文，述說其對中華文化日漸飄零的擔憂，但更重要的，是唐先生同時強調中華文化的「靈根自植」。「花果飄零」是消極的，「靈根自植」才是積極的。要維持中國文化，每人均須由己作起，把中華文化長養栽培，這便是靈根自植，以期將來有一天能開花結果。唐先生們便是做靈根自植的工作，希望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再植中國文化的靈根，以求終有一天反饋於中國大陸，現在也許快到開花結果的時候吧。大陸現在喜歡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回去講學，不論你是研究儒學或佛學，均表歡迎。如兩年前我曾回大陸開一個有關因明的研討會，我過往雖未曾赴大陸出席同類會議，但他們卻清楚我們的工作。這便是錢、唐、牟等先生過去在香港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植下靈根，以反饋大陸的結果。羅時憲先生亦是一樣，只是羅先生是站在宗教的領域工作。其實錢、唐、牟等先生一直重視宗教，並充滿宗教意識，他們對文化的熱誠，便可謂由隱藏在他們內心的宗教意識所激發，若欠缺此一意識，他們實難堅持自己的工作。同樣地，羅先生把自己學到的佛學帶來香港，使香港能於佛教事業上培養出一些弘揚正法的人才。

我在進入新亞研究所前已認識羅先生。我其時於早上任教小學，午後有空便到聯合書院的夜校上課。聯合書院夜校即現在農圃道新亞中學的位置，故我對農圃道有很深厚的感情。羅先生教授中國哲學史，他的教學非常靈活，喜歡把傳統概念現代化、生活化。除了中國哲學史，羅先生於課外又講授佛學，從此我便跟隨他研讀佛學。

羅先生主要講授唯識，但亦曾講授儒家的《易經》和道家的《老子》。我曾於大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