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物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四千多年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历史的主线索。

城市是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地方，也是文物积淀最为厚重的地方，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中诸多文物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并传之后世，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对文物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地位的认识自从产生“历史文化名城”一词以来，对其定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1982年国务院第一次公布历史文化名城时，当时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的界定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或者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

”①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建设部和文化部又依据《文物保护法》调整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

并且确定了三个原则“第一，不但要看城市的历史，还要看重当前是否保存有较为丰富，完好的文物古迹和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和和文物保护单位是有区别的。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第三，文物古迹主要颁在城市市区或郊区，保护和合理使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该城市的性质、布局、建设方针有重要影响”。

②依上述有关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义来看，第一次是以城市历史来定位的，第二次则突出了文物在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地位，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首要条件。

任何地方的历史如果不与文物结合，将是呆板的，缺乏生命力的。

文物是历史具体的、物质的反映，一件文物的内涵是广泛的，简言之，文物必须具有历史、科学、艺术诸方面的价值，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是对历史文化具体的体现。

二、文物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的信息（一）对可移动文物的解读文物一般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大类。

可移动文物体积较小，一般分为陶瓷器、青铜器、玉器、漆器、书画、丝织品、竹木牙雕、金银器等，对历史文化的信息记载比较具体，一般来说，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个别的有很高的科学性。

除了个别有文字类的文物外，历史性方面与不可移动的文物进行比较，则显得不够直接。

因此，移动文物在历史文化中的影响，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一些突出的移动文物，在历史文化中所占有的地位并不比不可移动文物差，有的甚至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试析之。

青铜器：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多有厚重之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滇文化青铜器则更多表现的是南国的灵秀。

在中原青铜器已经逐渐脱离了自然界，在精神世界中创造新的神时，滇文化青铜器依然贴近自然，真实反映滇人生活以及与其朝夕相处的飞禽走兽。

以新发现的羊甫头113号墓中的孔雀盖杯为例：杯“体瘦高，有盖。

器身敞口，方唇，斜直腹，平底，喇叭状高圈足。

宝塔形盖，中空，分为四层，第一层立有2只锦鸡，盖顶立一孔雀。

杯身饰回旋纹、三角齿纹、弦纹等。

”③孔雀双足分立，头微扬，神态高傲。

一对锦鸡则在杯盖底层，俨然有主从之分，虽说不是“百鸟朝凤”，但其中不乏其影子。

其艺术性之突出。

显而易见。

以其工艺造型，又具有一定科学性。

历史性的此单一器物上不甚突出，其与同出诸物在确定该墓之年代，墓主人之身份、地位诸方面有一定价值。

漆木器：时代跨较长，现在部分观点认为在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存在一个木石并用时代。

由于时代久远，木质的东西难于留存，现已无踪可寻。

青铜时代一些木器因为髹得以长期保存,在滇文化中,过去在墓葬中发现有漆皮，因此，曾推断滇人使用过漆木器，但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

1998年，在官渡羊甫头滇文化墓地的发掘中，在113号墓内发现了大批漆木器，不仅证实了滇文化有漆木器存在，而且对滇文化中艺术性极高的青铜器的文化来源，提供了直接探索的重要证据。

在113号墓中出土的跪座女俑（M113：381），银髻 ,着对襟衣，双手臵膝脆座于铜鼓之上，与该墓出土的铜杖头（M113：3）上的跪座女俑极为相似。

④水鸟形木祖（M113：382）也与以前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水鸟捕鱼扣饰的造型极为相象。

这种漆器与铜器的形似之处，或许说明在滇文化灿烂的青铜器之前和同时,存在着大量同样灿烂的漆木器。

滇文化中极为复杂的青铜器造型，极可能源于滇人所创造的丰富的漆木器。

在滇文化中扣饰是最有特色的器物之一，其中一种较常见的构图是在扣饰的下部双蛇身体扭结交错，蛇头向两侧升起。

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小型漆屏风，下部亦如滇文化之扣饰为双蛇盘结。

⑤其构思与造型十分相似说明了两者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滇文化青铜器呈现出多样性并且与周边文化迥异，从已有的青铜器来看，除少量器物与此前的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外，更多的地步，而此前地无踪可寻。

如此多的突变说明滇文化的起源不一定是从青铜器开始的，并且有外来因素的干预，这些是滇文化青铜器突然发达的主要原因。

由此，姑妄推断滇文化最初是以漆木器为代表的，青铜器的多样性是滇人在外来因素干预下，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后，对漆木器造型进行了仿制而形成的。

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其他类型的可移动文物不再做分析，云南在瓷器、书画等方面亦有在历史文化中起重要作用的鼎足之作。

众多的可移动文物由于保管地点分散，陈列展示有限，其对历史文化名城所做的贡献是隐性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

（二）对不可移动文物的解读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法》中将其分为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等。

不可移动文物大多具有综合性，载之史志，百姓知之甚详，在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作用是显形的。

作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40项，在类型上应有尽有。

各类文物的分布、保护问题，以前诸方家已多论述，兹不讲述。

仅就如何加深认识，提一已之见。

昆明得以首批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很大程度上与云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有关，护国运动确保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陈毅元帅称誉“云南护国起义是奠共和基础的重要事业”。

⑥与护国运动有关的文物，最重要的当数云南陆军讲武堂。

作为文物建筑，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主体建筑——四合院保存完好，这是当时教学、办公的中心。

当时有“黄埔的课堂，讲武堂的操场”一说，现讲武堂的操场已为科技馆和图书馆，全貌难复，但与同时的著名军校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只存大门的情形相比较已是万幸。

讲武堂建筑为其形，其神则是其光荣的历史。

举凡近现代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讲武堂师生均参与其间。

辛亥、护国自不必说，尔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无役不与。

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中讲武堂学生有其二，国民政府1935年首次授衔的8名一级上将中有其一。

⑦现在除对讲武堂在辛亥、护国中的作用研究较多外，对其他诸役中讲武堂师生所作贡献则探究不够。

有形的文物与无形的历史共同铸就了讲武堂的辉煌。

历史给建筑赋予了生命力，也造就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主体。

在昆明的七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墓、地藏寺经幢、金殿和最近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石寨山古墓群、筇竹寺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只有坐落于官渡古镇的金刚稍感陌生。

这座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的塔，为全国最早的金刚塔。

其形式固然独特，细究建塔过程，也可有所获益。

倡议建塔者为世袭镇守云南的沐氏家族中的沐璘捐款修塔者为镇守云南太监罗珪。

沐氏家族从洪武年间沐英平定云南并镇守开始，直至明末沐天波随永历帝出逃，在缅甸被杀身亡，世代镇守云南与明相始终，有明一代可谓绝无仅有。

通过对建塔有关碑刻了解沐氏家族的活动，对于研究沐氏在云南政治、宗教方面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明代特务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在各地设镇守太监，最初是监视军事，逐渐对总兵官进行胁制，再后更是成为所镇守地方的最高长官，军政均为其所揽。

罗珪仅于《明实录》和《明会要》中有少许记载，而比较详细的记载是现存于官渡镇有关罗珪的数通碑。

据其墓志铭记载，罗珪为广西柳州人，为避免建塔扰民，由其一人出资修建了金刚塔，并重修了妙湛寺。

其死后，“众人留梓，窀穸螺峰”。

从墓志铭看，罗珪与其后以搜刮而闻名的镇守太监钱能相比，不啻有天渊之别。

细究之，修塔寺的巨款来源就十分可疑，加之黔国公沐琮奏称罗珪与另一镇守太监梅忠议事“往往相持不决，反致违误”⑧由此来看，明代镇守太监实在是误事太多。

金刚塔由镇守总兵官提议，镇守太监出资修建，对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了解明代镇守云南太监的情况极有价值。

历史在不可移动文物中留下太多的信息，或许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太悠久，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太多，因此，造成了我们挥霍的习惯，一些遗迹在我们还不了解时就消失了，而留下的又仅仅只满足于对表象的解释，而忽视了对它进行全方位的解读。

三、昆明文物的优势与不足昆明地面和地下文物都十分丰富，在240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以类型分则革命纪念建筑和革命遗址43项；历史纪念建筑8项；古建筑17项；古遗址19项；古墓葬17项；石窟寺3项；石刻及其他52项。

以时代分则旧石器时代7项（含古生物化石）；新石器时代7项；战国时期4项；西汉4项；东汉1项；魏晋南北朝空缺；唐代（含南诏）4项；宋代（含大理国时期）8项；元代12项；时代40项；清代82项；民国41项；现代19项；待考11项。

⑨从上述统计来看，昆明的文物保护单位在类型和时代上都比较齐备，魏晋南北朝时虽无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官渡、晋宁却有一些墓葬发现。

因此，类型的齐备与时代的贯通是昆明文物的优势。

然而昆明的文物也有其不足，自从昆明地区有人类以来的三万年间，文物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历史面貌。

目前还有几大缺环。

文明出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重要一环，昆明现已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有十余处，但是除对禄劝营盘山的一处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外，其余的均未有重要发现，以至于我们至今还无法完整了解昆明地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

滇文化的辉煌早已为世人所公认，甚至与殷墟、秦俑并提，然其起始与消亡仍为不解之谜。

魏晋南中大姓主政，政治中心北移曲靖，然建宁尤为大郡，现除“梁堆”数座外，竟无遗踪可寻。

唐宋南诏、大理迭起，六百余年间，昆明仅遗西寺塔、法明寺塔、地藏寺经幢、法华寺石窟、三台山石刻以及修改过的东寺塔寥寥数项，东京气象，空留纸上。

寻找缺环的路还漫长，如能持之以恒，将会出现一部由文物全面书写的昆明历史。

四、对文物资源的认识文物在促进文化进步，经济发展方面功不可没，龙门、金殿、大观楼、黑龙潭诸多名胜均以文物为主体，虽不能与故宫、秦俑相比，却也是游客来昆必访之地，由此带来的旅游业、服务业、餐饮业的收益当不是可以忽略的小数。

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物资源应无疑义，可移动文物作为文物资源也可获大多数人的赞同。

有一类具有文物价值、但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或其他类型的点，往往不为人们所认可，为保护带来了困难。

在文物资源的保护方面存在着对已认知文物的保护，忽视对尚未认知的但对以后会产生作用的未来文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