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事件

2003年的“非典”事件提供了信息公开化的良好契机，灾难过后的新闻界开
始反思传媒角色，与时俱进创新传媒管理理念;
2003年的“非典”事件，既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又提供了实施信息
公开化的良好契机。

针对非典防治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准、反应不快、应急准备不足等问题，国
务院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⑤最后一种，就是“非典”的报道模式。

即由开始的“淡化处理”，到中期
的“有限报道”，再到后期的“全面客观”的报道。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遇到突发性的灾难事件时，我们的媒体应该力求作
到以下几点，即:①尊重公民的知情权;②增加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在公开
和透明中逐步整合，逐步完善，以取信于民;③把如实的和及时的报道作为记者
的社会责任，以体现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并把这种责任和精神与反腐败，反地方保护主义，和开展适当的舆论监督紧密地结合起来。

非典事件2002年n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1月2
日，河源市有病例报告:1月21日至22日，中山市也发现同种病例。

广东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前去调查，确认这是一种非典型肺炎，属病毒传染，病因不明。

其间有一
记者试图采访，但被有关方面封杀。

此后，“非典”流入人口稠密的广州。

广东失
去向公众及早通报疫情，群防群治的最佳时机。

由此看来，从广东发现首例“非典”病例到政府首次发布疫情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府的讳莫如深和主流传媒的集
体失语致使流言乘虚而入、填补真空，并且逐步升级，达到混淆视听、蛊惑人心的作用。

从以上5个案例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突发事件是“捂”还是“放”，
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何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也是不言自明的。

而后
面两个案件的妥善处理充分彰显了政府信息公开在应对社会突发事件中的独特
功能。

这种报道机制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结果。

从国内的因素来看，主要是
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了解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
治考虑。

从根本上说，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方面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冲突。

因此，问题集中在如何在满足社会对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与满足公众的知
情权和维护社会稳定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1、新闻理念与时俱进
2002年2月23日，第一个输入型病例进入越南，短短两个月内越南就成功控
制住了“非典”，除了发现及时、措施果断有力、流动人口相对较少等因素外，
相关信息的公开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越南卫生部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
向公众通报疫情及防治的最新消息。

及时准确的消息使“非典”最初给当地人民
带来的恐慌很快平息，人们开始按照卫生部门的建议购买口罩、防治药品，加强
清洁工作。

因此，当地由于不了解情况而感染“非典”这种传染病的人数得到了
最大程度的控制，没有在社会上蔓延，而且社会稳定，没有出现食品抢购潮。

反
观中国，由于没有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谣言四起，造成民众恐谎，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象等方面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失职和缺位的背后，深藏着的是我们某些宣传管理部门管理理念
的危机。

在它们那里，新闻的任务通常只是“正面宣传”，管理的任务通常只是
“加强控制”，而管理的“稳健”则可以无视事实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为代价。

正
是在这样堪称落后理念笼罩下，其所治理的大多数媒体的公信力的丧失才成为可能。

政府管理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在新闻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上有所进步，
其根本理由是:从当代社会的传播路径的丰富性上说，已经完全没有了“不透风
的墙”;如果传播的咫风足够大，那么，那些笨拙的控制之墙，不仅会被穿越，
甚至会归于崩塌。

在社会学总体意义上，这类结果可能会是颠覆性的。

在信息技术日益现代化的今天，要封锁消息已经是“一厢情愿”而已，当人
们无法从大众传媒上获取信息时，自然会转向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甚至区域外
媒体。

媒介“压”新闻忽略了民众信息渠道的多元，从而导致其他媒体乘虚而入。

这种在过去比较封闭的信息环境中曾经有效，已经在前两年，尤其是浙江千岛湖
事件中尽显破绽的传统处理方式，在“全世界在观看”的信息全球化时期，“不
仅不利于局面的控制和事情的解决，甚至会削弱党报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公信
力，即使事后尽力弥补，群众也将信将疑，可谓事倍功半。

”25
结尾：直面信息公开背景下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广变革，正视我国传媒与境外媒体的巨大“信息落差”，我们的目光聚焦在“透明度”这一核心点上。

从根本上说，
通过传媒确保公众知情权、议政权和舆论监督权的实现，关键是提升我国传媒资
讯的“透明度”，通过改革充分发挥新闻传媒信息沟通和社会协调功能，这也意
味着传媒角色的重新定位与理性回归:
必须极大地拓宽传媒公开报道的内容范围，由既往的宜传者、鱿动者转变为社会情况的沟通者和社会变动的守望者;
传媒由“典论一律”的执行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多元典论的反映者和引导者，成为社会协商对话的主梁道;
传媒由决策结果的宣传者转变为决策过程的反映者和参与者，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供“透明”的讲坛.
汤因比曾经说过，所谓历史就是人类以其智慧不断回应现实生活挑战的历
史。

在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点上，中国传媒将展现出怎样的智慧?
且让我们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