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

浅谈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 浅谈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 作者：白红梅 工作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小学教育分院汉文组 邮编：021000 内容提要：在六十年代初的“散文复兴”中，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认为是成就突出，对当代散文作出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分别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他们的散文各有特点，本文就这三位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不同特点进行简要论述。

关键词：散文 选材方面 语言风格 艺术结构 在六十年代初的“散文复兴”中，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认为是成就突出，对当代散文作出贡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分别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三种主要“模式”，在一个时期产生广泛的影响。杨朔的散文，诗意盎然，意境深邃，情景交融，清新优美，善于以小见大；秦牧的散文，题材广泛，博见多识，言近旨远，妙趣横生，有寓教于乐之感；至于刘白羽的散文，则激情澎湃，雄浑豪放，波澜四起，以融情于景，借以抒写壮怀激烈的诗情见长，政治宣传味浓。他们的艺术特色，创作风格各有千秋，即使是用同一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常表现为不同的个性风格。因此，将他们进行比较，对研究和欣赏散文都很有帮助和启发。下面，浅浅地谈一下这三大家的异同。 一、从选材方面来看 由于每个作家的经历不同，审美意识有所差异，决定了他们选材范围各有不同。作为一名时代的歌者，杨朔认为散文应该“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①从这一创作思想出发，杨朔的作品努力追觅时代的足迹，题材丰富多样，且大都充满诗意及唯美色彩，诸如：《浪花》中飞溅的浪花，《金字塔夜月》中皎洁醉人的月色，《荔枝蜜》中如波涛汹涌的大海的荔枝林，《香山红叶》中吐香的红叶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秦牧的散文被读者称作知识的“花城”，有如一座收藏丰富，包罗万象的博物馆，无论是山川植物，生活艺术，还是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几乎称得上“宇宙之大，无所不谈”，让人大开眼界，目不暇接。《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文章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

作者简介：白红梅，蒙古族，中共党员，呼伦贝尔学院小学教育分院讲师。呼伦贝尔学院优秀教师。 刘白羽的散文充满时代气息，富于革命激情，他善于捕捉和表现那些美好的事物，并融入令人深思的哲理，把“美的生活，美的思想，美的感情，变为美的文学”（ 《早晨的太阳·序》）。他作品的选材，则多立足于火热的战斗和建设生活，多以大事物为重，用大镜头、转换来摄取大事物。如：《长江三日》记叙“江津”号轮船冲破惊涛骇浪，绕过暗礁险滩的三天历程；《日出》通过对高空观日出雄伟景象的描绘，想到这不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吗？蒸蒸日上的新中国不正如那冉冉升起的朝阳吗？伟大的中国人民不正象“早晨六点钟的太阳”那样富有朝气吗？抒发了他对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的诚挚感情；《红玛瑙》中提出的从延安起步的革命者应永葆战斗青春的主题，都体现出作者的选材倾向及五六十年代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思考。 二、从语言风格来看 杨朔很注重语言的美感和文字的锤炼，他的文字凝练而优美，新意畅达，意境深远，往往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忘怀。《雪浪花》着力表现浪花咬礁石的“咬”字，相当生动传神;《海市》以寻海市的“寻”来经纬全篇，甚有新颖奇巧意味；两者都很好地借鉴了古代散文“文眼”的经验。 秦牧的散文语言流利酣畅、凝练生动，亲切动人，潇洒自如，文笔游走灵活，读起来有一气呵成的快感，常采用“林中散步”和“灯下谈心”的行文作风，流露出直接面对读者的亲切感和语言氛围。他注意运用抑扬顿挫的音节和一连串的排比句，构成了声情并茂的语言气势。他擅长运用譬喻，点染和增强语言表达的色调和效果。尤其是在《艺海拾贝》中，他通过贴切生动的譬喻，把复杂深刻的文艺思想和各种艺术规律说得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强。他还注意吸收古典当中的一些语言精华，使文章情浓意满，气势酣畅，显示新的活力。 而刘白羽的语言风格则是激情充沛，格调高亢，词句亮丽峭拔，声音铿锵，浓墨重彩，气势雄浑豪迈，富有充实感，具有炽热的共产主义理想色彩。有人说：“读刘白羽的散文， 就好像听到嘹亮的军号，催人上阵。” 三、从艺术结构方面来看 杨朔追求构思上的新颖与奇巧，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抓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生发联想，洞隐烛幽，见微知著，使作品的思想得到寓大于小，寓远于近的艺术表现，因而具有诗的视角和容量。如《樱花雨》写日本人不忘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惨痛史实，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展开的一场全国性的罢工斗争。作品没有正面去描写这场罢工运动的波澜壮阔，而是以一家旅店的侍女君子作为视角予以表现，着力渲染、透视她在罢工前后那颗深受美国兵伤害的心灵所发生的微妙的变化。她似乎生性怯弱，不敢对作恶的美国兵说三道四，但忽然间停电，宣告罢工斗争已正式开始，她忽而判若两人，变得异常的镇定和无畏，柔和的眼睛里，“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整个罢工游行队伍意气激昂、呐喊奔腾的情景便可从君子身上以斑见豹。这样，作品便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地揭示了这场罢工运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达到了“当诗一样写”的艺术效果。杨朔还讲究“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他采用曲径通幽，“卒章显志”园林式结构，层层叠叠，变化多端，缜密精巧。如《荔枝蜜》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写出了“我”对蜜蜂由畏惧厌恶到乐意“变成一只小蜜蜂”的变化历程，将内心感受的起伏步步推进，在结尾处升华到最高点，取得了峰回路转，引人入胜的效果。 秦牧的散文则是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放纵时，笔如奔马驰骋，叙事、联想、类比游刃有余，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气势；控制时，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贯穿着思想的线索。他的散文线索是内在的凝聚力，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如他所说：“散文虽‘散’而不乱，全靠思想把一切材料统一起来……这才成为整齐的珠串”。②例如《社稷坛抒情》借助古坛发思古之幽情，写到五色土的含义，屈原的《悲回风》、《天问》的诗篇，地球的土壤和华北黄土高原的形成，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被羁绊的命运，四方五行观念与古代思想家的探求，藩镇割据和新中国的高度统一……这些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看似纷乱，实际上以一条抒情线索把它们贯穿起来，即以“一个历史的民族的子孙”的激情，抒唱祖国的统一和强盛。文章始终从不同方面汇流着、升华着作者为伟大祖国引以自豪的诗情，不失控制分寸。 刘白羽个人认为“好的结构，应当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波澜四起”③。因此，他的散文结构富余变化，格局汪洋恣肆。他的笔下，有的是以对照手法制造波澜，时写历史，时写现实，时写战争，时写建设，在相反中造成结构的错落有致。有的是用重复手法，让一个诗句、一个情思、一个形象在一篇散文中多次出现。如《青春的闪光》中的“红彤彤的笑脸”、“亮晶晶的眼睛”的反复，在时空的跳跃中使几个时间、空间不相关联的生活片段，围绕着“青春”的立意而缀合起来，并显露出作者感情的节奏。刘白羽还运用艺术辨证法设计文章的波澜，例如《日出》，写了五幅关于日出的画面，先引用海涅散文和屠格涅夫小说中两段描写日出的文字，接着记叙自己两次在日出胜地想看日出未能如愿的情景，造成悬念和蓄势后，才从容地把自己在飞机上看到的日出奇景推到读者面前，产生了异峰突起的美感。 四、从表现形式来看。 杨朔的散文注重创造诗的意境，他曾经说过：“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④。他提出了诗化散文的艺术主张，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在他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等作品中，借用古典诗歌中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手法在现代散文中寻求诗的意境，形成了当时被人称道的独特的“杨朔模式”，即由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颂歌这一抒情主题。如《雪浪花》的结尾部分描写了老泰山退场的画面，既描给了金光灿烂、辉照西天的一抹晚霞，又故意渲染了老泰山带几分孩子的天真、把野菊花插到车上的细节，尔后让他慢慢推着车，“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这样便把自然景物的美、人物精神的美和作者抒情的美浑然一体地涵容在一幅图画里，“黄昏颂”的主题因而显得曲折悠远、诗意隽永。 十七年间，秦牧提出了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艺术化等有悖于当时文学观念的创作主张，熔丰富的知识性与深刻的思想性于一炉，把自然历史知识、风土人情等纳入散文写作中，并通过直接对历史、人民、生活等抽象的概念议论的方式来抒情。他认为，“丰富的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以及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⑤。如《花城》，熔广州年宵花市的风俗、节日的气氛、南国的情调、赏花人的心境于一体。这些都归一、凝聚在把“花城”作为新中国的形象来描写、来期待的意趣上，流贯着一股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此外，他的散文富有情趣性和幽默感，他张扬散文的艺术个性，大多数散文作品虽然是知识性的杂感、随笔，但仍属杂文的性质。一些传说、故事和知识趣谈新颖怪诞，使知识题材本身具有喜剧色彩，因而令散文产生了情趣性和幽默感，赏心悦目，增强了寓教于乐的趣味，如《不老》中所引用的一位法国主教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个趣闻。 刘白羽的散文与贺敬之相似，即以歌颂“随着时代脉搏而跃动”的“大我”作为主体抒情的寄托，只是他不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通过大自然的雄伟景象与大我的战斗激情融合起来的方式获得一种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崇高”的抒情风格，也就是“融情于景，借以抒写壮怀激烈的诗情”。如《长江三日》中的巍巍群山、浩浩江流、灿烂灯光、瑰丽景色等的描写，灌注了作者情感的生气，豪迈的激情与华丽的辞藻达到了一致。有时，他在文中也实处写景，虚处生情，时而插入以情驭理的议论，如《冬日草》、《平明小札》。作者在这些近于散文诗的小札中追求意境和诗意，托物言志，状物取神，显示其短章借景抒情的又一作风。 散文三大家的作风的确有差异，但是彼此运思的一致却十分惊人。他们的作品同属于“教训文学”，他们乐于充当文学侍臣，在一个充满谬误的时代里，热衷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盲目乐观的宣传和说教。在这里，先不说他们的敏感和勇气问题，因为他们决意委身权力政治，因此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心智，甚至起码的认知。杨朔的《蓬莱仙境》、《海市》等还乡散记，粉饰严重，与“彭大将军”的还乡报告及搜集的民谣适成鲜明的对比；秦牧的《花城》也是三面红旗的赞歌，并非真正的风俗实录；刘白羽的名篇《长江三日》，记乘坐江轮游赏三峡山水，驰目骋怀，但其时值红旗漫天，饿殍塞途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此外，散文三大家仍是不可避免存在着不足与局限性。杨朔的散文笔调、色彩不够多样化，文字上由于过度矜持显露人工斧凿的痕迹，构思多沿袭“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路数比较单调。秦牧散文存在取材过“富”，似有不忍割舍之嫌；而同一材料，又往往异文互见，给人以雷同之感。有些抒情之作，往往因涉猎材料过多而显得知识性有余，抒情反而不足；强烈的政治宣传意识，使一些作品流露出说教气，所表现的哲理失之肤浅。刘白羽的散文，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尚和时代思潮的影响，有时对生活的观察尚欠辨证眼光，易为一时光明的表象所迷惑，而不能看清隐蔽着的问题。执着地强调散文是“壮丽的生活赞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