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战略

当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战略

“阿拉伯之春”的启示

“阿拉伯之春”，指自2010年12月份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以来，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的行动，西方媒体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并乐观地把“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预见为这个运动的前景，认为这个“阿拉伯之春”属于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

这场运动的第一个导火索是2010年12月17日，发生在突尼斯中西部一个小城镇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失业，26岁，叫布瓦基斯，他自己摆摊卖水果、蔬菜，他的摊子被城管没收，他愤而点火自焚，他的自焚通过新型网络媒体迅速传播，引起了突尼斯国内的骚动，这个骚动席卷得很快，到2011元旦之后，迅速蔓延到全国，特别是2011年1月4日布瓦基斯自焚后，也出现过类似的自焚的事。布瓦基斯1月4日这一天不治身亡，他死亡消息传出后，全国群情激奋，突尼斯全国性的骚乱，到1月14日，突尼斯的前总统本阿里仓皇出逃，本阿里倒台，从第一个自焚到本阿里倒台前后只有29天时间。

由这个事件折射出这场运动的实质：和平演变、民主输出、人权与主权之争、石油利益、反对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粮食危机与饥饿革命、经济危机与人口失控、失业严重。

综合分析，当前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经济问题的长期存在。除了资金富余的海湾产油国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近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突出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转变缓慢，工业化程度低；文盲比例高；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高；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较低；原料在外贸出口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吸收外资少。这都导致民生凋敝、百姓贫穷，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更使百姓心存不满。

2．政治民主化进展迟缓。官员贪腐严重，上层建筑已经腐朽，是引起社会不满的又一主因。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家族都有巨贪之嫌。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这威权主义政治，不论是共和国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尽管一些国家已实现多党制，但权力仍高度集中于个别政党、君主，存在着克里斯玛式的个人统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也门总统萨利赫在任均已超过20年，甚至达到30年，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国还出现政权家族化倾向。

3．经济危机与人口失控、失业严重。阿拉伯地区人口的年轻化，而且失业率攀升，使年轻一代看不到生存发展的希望。本地区的人口增长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因此30岁以下人口约占埃及总人口的65％。年轻人往往不安于现状，思想活跃，他们对老一代民族主义领袖的业绩所知不多，对生活的要求更高，但却无法得到满足，而他们的失业率也最高(埃及15～29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25％)，并且无法参与政治。他们是这一场政治地震的主力军。

4．公民社会的发展。即受教育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公民的权利、民主意识强化，素质提高，组织性增强，这突出表现在突尼斯和埃及动荡过程的相对顺利和非暴力特征，保证了政权较为和平的过渡。两国的军队也采取了中立立场。类似情况也存在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家。部落社会的利比亚和也门则是两个相反的例子，公民社会发展的落后使两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5．全球化时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由于世袭制的传承令国家发展思想意识严重滞后，体制僵化、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近年来，一些第三世

界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号称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等。但是，阿拉伯世界则鲜有样板，虽然沙特、埃及名列其中，但问题不少。因此，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飞速发展使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迟缓更加刺目，引起许多阿拉伯民众的强烈不满。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如食品价格的上涨，则进一步推动了阿拉伯地区社会政治矛盾的白热化。

6．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源于其同种同教同文以及问题的类似性。当一国发生运动时，很快波及其他国家。例如，埃及民众成功地推翻现政权对利比亚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示范效应。

“阿拉伯之春”对国际的影响：首先经济上，阿拉伯大变局以及由于变局引起的地缘政治上的重组和动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消极的。利比亚内战以后，世界油价已经高涨，当时就上到了100美元，所以，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消极的。对国际关系上来说，我们主要说欧美，这场阿拉伯大变局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巨大的挑战、威胁。许多人说美国发动这场变革，美国要控制中东，恰恰相反，阿拉伯大变局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巨大威胁。

“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阿拉伯世界爆发大动荡有其必然性，这是一个内因与外因交织的结果。我们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会发现这场政治风潮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竭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如出一辙！西方国家正是靠着这一战略，不断向东方阵营渗透，成功瓦解了盛极一时的苏联帝国，摧毁了苏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兵不血刃就打赢了又一场世界大战。冷战胜利后，尝到甜头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更加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向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渗透，

另一方面则娴熟地利用互联网等新载体，将和平演变战略运用到颠覆非亲西方政权、构建“民主世界”这类政策中，呈现出和平演变战略全球化特征。这些年发生在乌克兰和中亚诸国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就是明证。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和扩展。通过一系列试验，美国的新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中亚和中东取得了巨大成功，下一步的重点任务必然是“祸水东引”，希望能在中国也引燃“革命之火”。虽然中国社会目前保持着稳定，经济也维持着较快增长的局面，但一旦国家发展遭受挫折，西方必将趁火打劫，趁虚而入，如果不能居安思危，早做准备，届时中国危矣！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我们应当从前苏联、颜色革命诸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并深入研究美国的新和平演变战略特点，在斗争中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红线。

其次，必须切实解决集中性的社会矛盾。古时先贤即知“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前民众贫富差距日趋扩大，中国社会有陷入两极分化的危险，甚至出现了“贫富世代固定化”的苗头；与之相伴而生的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富人纷纷转移资产移民国外以求自保，而穷人则困顿不堪，对政府和社会的怨气日盛，仇官、仇富心态盛行。其三，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将演变的主角放在社会主义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尤其是执政党干部和青年一代。

最后，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化实施反击。出乎美国等西方国家意料的是，中东的剧变虽然符合预期，但也使西方利益严重受损，例如埃及新政府明显不如穆巴拉克政权亲美，在许多问题上不愿再对美言听计从，明显削弱了美国对中东的控制能力。这表明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各国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密，和平演变战略也有可能成为“双刃剑”，西方国家在颠覆他国政权的同时，自身也可能受到损害，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并可加以利用。中国应凭借自身经济实力，推动文化、政治、军事等“走出去”，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