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向贤柔

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对我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史学，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思想、一种主张、一种号召，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将自己的思想精华全部融入进去。窥一斑而知全豹，现仅于《史记·货殖列传序》为例，简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决定了古代历代君王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重农抑商”的主张。“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刘向·《说苑》），这是魏国改革家李悝的观点，他认为商业和手工业与农业是完全对立的，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破坏农业生产，减少农业劳动力，损害农民利益。因而，李悝实行了以“尽地力之教”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实行“平粜之法”来鼓励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市场。李悝看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从表面看来，这样一种政策似乎兼顾了农业与商业，但从本质而言，依然是一种

抑商政策，只不过通过国家干预市场来调节利益分配，将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国家和农民，这种政策必然损害工商业者，而有利于农业的稳定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商鞅变法中则体现得更加明显，“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成了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对秦孝公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者众，故其国贫危。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亡国则不远矣。”（《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认为秦国最大的问题是人人喜商，所以农事不举；农事衰败则国家危亡。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他在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商鞅在变法中对商业采取打压政策，规定：

一、“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禁止商人经营粮食，限制粮食在市场上流通。

二、“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使“农逸而商劳”（《商君书·垦令》），加重商人赋税和徭役。

三、“壹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专卖。

这些政策的实行就当时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长时间延续下去的时候，其消极影响就会凸显出来。在汉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对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进行

了限制。汉武帝时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同时，设置大农等官职，“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既买之”(《史记·平准书》)。针对这种状况，司马迁认为，“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史记·平准书》)，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针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得到了部分的体现，现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马迁论证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针对老子提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司马迁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认为“则几无行矣”（《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明白那种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马迁对人性理解得很透彻，他明确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视人的欲望，“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序》），而这些需要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而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的交换。除了个体的差异，司马迁还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阂和差异，“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记·货殖列

传序》），而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序》），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各种职业的相互配合，“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序》），这一方面论证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强调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这与我们当今的社会可谓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创造性的解读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强调商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强调，只有经济上的富强才能达到政治上的亲和力。他举例说：“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泻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史记·货殖列传序》），除此以外，“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更是盛赞齐国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增强国力，从而取得政治上的认可，增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所以，司马迁并不强调孔孟所主张的礼制，而是强调一个国家经济对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马迁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仅限于此的话就显得太不足了，因为古代也强调农业对国家和统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马迁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强调工商业的重要作用，它应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并认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把士、农、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战传统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并对我国历代统治者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反对，这是一种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举动。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他不仅是挑战整个社会舆论，更是直接挑战当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