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金融危机比较及其启示

2012年第12期山东社会科学No．12总第208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8·经济与管理研究·收稿日期：2012－07－03作者简介：周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逆周期金融监管机制研究”（71173180）的阶段性成果。

历次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及其启示周琼周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4)［摘要］对于金融危机，政府究竟该不该干预救助?采取的调控对策、路径、程度如何?以及政府应该事前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通过对历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发现，高杠杆率、分配不公、过分强调分配公平都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各国面对金融危机，在应对手段的选择上大都采取即期救市、短期货币刺激、中期增加供给以及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进行。

在金融监管方式上，最突出的改变就是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

［关键词］金融危机;调控政策;危机处置;危机传导［中图分类号］F833．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12－0146－04翻开20世纪的人类发展史，金融危机如影相随。

全球历经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八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九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刚刚过去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正在发酵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金融之于经济好比血液之于生命。

因此，任何形式的金融危机爆发，如果处理不当都很可能危及实体经济，并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

但是，对于金融危机，政府究竟该不该干预救助？采取的调控对策、路径、程度如何？以及政府应该事前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种种疑问，我们试图在宏观调控理论的追根溯源和历史上各类金融危机的实践考察中去寻求答案。

一、宏观调控理论的梳理纵观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界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反对干预—主张干预—减少干预—适度干预，呈现出反复论争，在不同历史阶段某一理论会暂居上风，但总体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

（一）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政府宏观调控理论古典经济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观点是：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成为这一理论派系对政府角色定位的最好诠释。

亚当·斯密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和干预经济运行，超出该范围的政府干预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

相应地，由于自由主义占主导，再加上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相对较少，因此金融监管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

（二）基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理论1929－1933年期间爆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彻底粉碎了自由主义的神话。

而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兴盛。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阐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当成为市场的“干预者”，政府可以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在金融微观层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思想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主张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干预，转向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保障金融业稳健经营。

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采取了严格的监管，包括整顿银行业和证券业，打击投机。

（三）基于新古典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理论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局面，在否定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声浪中，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先后兴起，特别是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综合供给学派理论、传统保守主义的预算平衡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得到发挥的舞台。

新古典主义各学派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新表述、补充、修正和改造，重新树立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理论界的威信。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金融监管进入放松管制的10年。

（四）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理论641新古典主义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典型表现———“华盛顿共识”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亚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其局限性。

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开始重新抬头。

在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合理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发展了更贴合实际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张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国家干预的温和性；二是国家干预的适度性；三是国家干预的原则性。

随后，金融改革重新进入严格监管时代。

不过此时的监管更在于对信息披露的规范，而非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行政限制。

强调市场自主调节的新古典主义和强调政府调控的新凯恩斯主义经过长期论争在以下方面达成共识：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的基础是法制；信奉和承认自由市场机制是一种具有内在均衡和效率的机制；政府确实具有积极但有限的经济功能，经济政策具有一定效果，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二、历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传导机制、政府对策及效果（一）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高度繁荣，资本市场也异常活跃。

但正是因为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加上金融监管的放任自流，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暴跌。

而股市资金的高杠杆率将其他金融部门也拉下了马，银行出现信用危机。

与此同时，受制于金本位制，为平衡汇价，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此举更加遏制了有效需求，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

面对刚开始的股市崩盘，胡佛政府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形势，主张“静观其变”，甚至采取了背道而行的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危机，导致经济紧缩程度加剧，经济大萧条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经过几年的“新政”，美国稳定了金融秩序，消费、投资和出口不断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

罗斯福新政不仅避免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全面社会危机，而且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修正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维护了政治稳定，为其后半个世纪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七十年代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通过实行减产和禁运，并联合其他第三世界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

这次石油减产和禁运严重打击了西方消费国，由此引发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所有工业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都明显放慢。

此次危机表面上看是对石油消耗的过度依赖造成的，但实际上是美元与黄金的双挂钩体系导致支付能力过剩所引发的通胀危机。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让美国有了无限逆差的可能，并且美国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地位来主导世界经济，并通过无限的支付能力来转移自己的通胀压力。

但是，世界经济总量是一个常量，美元的无限增加只可能导致美元成灾，各国都要为美国经济买单。

当通胀超过一个临界点时，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将不可避免。

对于石油危机，西方政府采取的直接措施就是能源的开源节流。

同时，由于石油危机让经济陷入滞胀，美国政府采取了供给学派的调控理论，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

美国在实施相关的石油消费政策后，极大地推动了石油节约和替代技术的发展，减少了经济对石油的依赖。

金融监管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活动后，原来的限制性金融体制开始走向新的竞争性体制。

美国逐渐走出了滞胀。

（三）日本“失去的十年”20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经济萧条。

在1991－2001年的10年间，日本GN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虽然危机源于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但经济的过度开放以及不合时宜的外汇改革导致大量热钱的流入，成为泡沫滋生的温床，而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和国内经济部门竞争力低下进一步造成经济动力的丧失。

当经济出现去杠杆化，经济必然会经历重新恢复增长动力的阵痛。

日本经济危机的根源原因就在于经济泡沫过大和产业空心化。

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启动了改革措施，采取了扩大出口、拉动内需，复苏经济的方法，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等方面。

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处在投资陷阱和灵活偏好陷阱中，即利率的下调无法刺激投资的增加，而实际货币的增加也因为人们持币待购的心理无法使利率下降，此后历任日本政府的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

目前日本经济依然低迷，日本经济要真正走出衰退还需要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统筹改革。

（四）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主因是对外债的过度依赖，其次是债务结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短期外债上，再加上资源过度向外贸部门集中，因此偿债期限过于集中和自身经济结构失调导致对外支付手段枯竭，引发债务危机。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大等问题开始凸现，社会落后引发政治危机，而政治上的不稳定又触发了债务危机。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经济改革经历了“稳定性”调整的应急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结构性改革两个阶段。

20世纪九十年代拉美多国经济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使拉美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过渡的转变。

在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同时，财政失衡的现象有所减缓。

不过九十年代拉美经济并没有恢复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桑巴效应”加剧了拉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危机的滞后效应和扩散使得拉美恢复性增长放缓。

由于拉美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使得诸如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拉美经济依然脆弱，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五）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典型的货币危机。

由于前期的粗放式发展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出现泡沫化，同时外资的快速涌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当经济增长开始741减速、投资信心动摇时，固定汇率制度就给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加速器。

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国际金融炒家对弱国固定汇率的狙击。

而这些国家外债过多及债务结构的短期化使得国家短期资本处于较大风险敞口。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东南亚国家经济基本上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大都建立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虽然各国均提出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的战略目标，但始终进展缓慢。

面对货币危机造成的混乱，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短期的应急汇率措施和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

尽管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干预政策也存在一些失误之处。

如泰国政府对汇率制度一再坚持的失误；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性政策，使原本低迷的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

但从长期效果来看，东南亚国家都能因时制宜，根据金融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了自主调控经济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