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与生存主体

生活世界与生存主体

“世界”不是一个与人毫无关系的纯粹客观物，我们所能言谈和思考以及我们所需要言谈和思考的世界，是一个进入了人的认识“视域”，成为人的实践对象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它同时也是内在于人的生活活动、构成人的本性所不可或缺的外在条件，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自然界称作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把世界看成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而恰恰是把世界由一个僵死的抽象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这一点上，晚期胡塞尔和作为现代哲学家的马克思是有共识的。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思辨转移到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是传统哲学向生存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生活世界”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及先验现象学》中提出来的，它随后被兰德格雷贝、梅洛-庞蒂以及哈贝马斯等人重述和引申而几乎成为20世纪哲学的世纪话题，因为20世纪哲学的生存转向、解释转向

以及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思潮，无一不与回归生活世界的旨趋相关联。我国哲学界也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和阐释生活世界，并迅速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也正是因为生活世界

作为世纪性话题而被广泛地引述和讨论，生活世界的概念也出现了无数的歧义。我试图在此就

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生活世界与自明性等问题阐释一下自己对生活世界的理解。

一、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

人们在谈论生活世界时往往谈到的是“返回生活世界”，这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是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外在于我们的陌生概念，它原本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境遇；二是生活世界确实因为某种原因而在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中被超越和遗忘了，我们需要重新关注它，并充

分认识到它是我们科学世界和形而上学理性世界产生的基础和根源，科学世界和形而上学世界的有效性最终要能返回到并最终奠基于生活世界的有效性。但这同时也说明生活世界不是一种完善自足的理想境界，它仅仅是某种奠基性的东西，我们返回生活世界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曾经离开过它，然后带着一种全新的视角再返回它，就如同是一个多年离家的游子返回故

乡一样。而一个一生呆在故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根本感觉不到回家的亲切感。一方面生活世界作为一个基底的源头支撑着超越的理性形而上学大厦，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形而上学理念的反观，而生活世界的全新意义恰恰是在这种反观中得以体现。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是以拯救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为己任的胡塞尔，而不是完全沉浸于非理性的感性体验的生命哲学，正好说明了生活世界和形而上学之间存在某种张力的必要性。这也正是西方哲学有一种强烈回归生活世界的冲动，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并无这种需求的原因，如果说当今中国哲学也有强烈回归生活世界的欲求，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及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某种西方或准西方因素引起的。

因此返回生活世界的话题是以已经事实上出现了的对生活世界的科学或形而上学游离为前提的，这里的问题是，人类文化对生活世界的科学和形而上学超越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这

个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在追问生活世界是否是一个理想的终极境界。最早阐释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兰德格雷贝给生活世界的定义是：“由我们的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可以通过特殊的还原从呈现给科学的世界得到。”[1](993)生活世界在最初的意义上就是这种前科学的、前逻辑的、未被主题化和目标化的原初经验世界和直观感性世界，这个世界作为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的起点和基础，它具有未被我们的数学逻辑模式删改提炼、未被理想化之前的原初多样性和丰富性，从中各种理想模式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提炼出自己需要的材料，而这些被各种理论模式所框定和筛选了的理论世界就已经是渗入了解释者的目的和偏见的主题化世界。追求一种不受任何前定的理论所限定的客观中性描述，追求一种原初经验直接被给予的前谓述自明性，是胡塞尔早期现象学还原、呼吁“面对实事本身”和晚期返回生活世界理论的共同旨趣。“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领域。”[2](130)因此关注生活世界也就是关注前谓述的原初经验的直观呈明，而力图排除主体对它的任何目的化和理想化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活世界的理论倾向是彻底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思路。但事实上胡塞尔并没有因为探讨生活世界理论而从先验哲学转向存在主义，因此生活世界的后现代趋势和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主体性和自我学总体倾向之间的矛盾是需要解释的问题。

胡塞尔关注生活世界的缘由很明确，就是因为欧洲近代物理客观主义用一件人工裁制的理念外衣遮蔽了生活世界的原初丰富性，使人和主体的意义被遗忘而导致了欧洲文化的危机。虽然胡塞尔的这种倾向于非主题、前逻辑的生活世界观念足以合乎逻辑地过渡发展成一种追寻前逻辑前谓述自明性，而拒斥一切理性化、主题化、逻辑化和同一性的后现代思潮，而胡塞尔的目的则恰恰是要通过回归生活世界而重新回归先验主体和人的丰富的理性。胡塞尔这种似乎是矛盾的思想在这里所揭示的一个问题是，生活世界要摆脱实证科学理性的羁绊，现象学的直观要悬置心理主义和传统权威的干扰，但生活世界和现象学直观是不是可以成为后现代意义上的主体、逻辑和理性退出文本，而让文本成为自在存在和自在显现的观念自在物？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先在被给予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是主观的构造物，是经验着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2](69)斯皮格贝格解释说：“生活世界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定向的世界，它的中心是由人称代词标志的体验的自我……这与哥白尼式的科学构想是相反的。”[1]( 218)生活世界的真意恰恰在于它是一个相对于人的世界，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伽达默尔也认为：“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是与一切客观主义相对立的……生活世界意味着我们在其中作为历史存在物生存着的整体。”[3]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主体和人的认知或实践干预的自足完善领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一种完全排除了主体逻辑干预的前谓述自明性，即未受任何认知主体统摄、未进入任何判断之前的纯经验自明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胡塞尔认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确是已经作为混有逻辑作用的积淀物的世界而给予我们了的，它从来不是以别的方式给予我们的，而只是作为我们或他人已经对之进行了逻辑判断、认识活动的世界而给予我们的。”[4](59)现象学的直观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现象学悬置排除一切心理主义的和客观主义的偏见，排除一切文化积淀和价值判断的干扰而直观自在的实事本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海德格尔的“去蔽”，但如同海德格尔后来所揭示的，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排除一切前见和前识而进行一种无任何前提的纯粹中性的观察，犹如我们进行思维和判断总离不开一个思维的阿基米德点一样，我们事实上无法悬置一切思维的前提，而胡塞尔也是最终悬置了一切但却保留了现象学的剩余——先验主体。其晚期生活世界和前谓述自明性的寻求所达到的似乎是同样的结果，胡塞尔对经验与判断的研究表明，任何看起来似乎是被动的知觉观察，其实都具有能动的结构，在空间上不同方位的知觉和在时间上记忆、前瞻和当下的知觉，都无不在内在时间意识的能动综合中而作为统一的直观对象被给予。[4](8)终身追求作为严格科学哲学的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问题，只能说他关注到了理性形而上学的弊端，而还远没有因此走向完全拒斥理性的后现代。事实上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所谈到的生活世界也仅仅是作为一个通往先验现象学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