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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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问题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怎样的经济就对应着怎样的文化。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弗.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随着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入，我想我们需要重新检视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比较受关注，一直都在争论中的、最突出的三个问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够现代主义。可以说，这三个“主义”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主义向另一个主义，就对应着中国一个社会巨大的变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的大反思，都在文学的发展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三个主义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一个时间轴，来演示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来探讨这些文学中的一些新特征及其所蕴含的精神。

　现实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争辩的一个永恒的话题。现实主义在过去一直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基本是奠定了整个文学精神的根本。但是，由于社会的巨大动荡，尤其是文革时期，人们对现实主义显得十分避讳。受到政治的干扰，文学成为斗争的工具。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就往往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但是，到了80年代开始，随着文革的结束，社会涌现了巨大的思潮。文学从反思中得到了的发展，很多引人瞩目的文学争论也开始热闹起来。这个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就显得更加深入。从社会中，从生活中，去寻找其根源。
　那么如何去理解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如何给出一个严谨的科学定义？或者说，如何去界定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整个80年代，理论界曾经多次提起这话题。然而，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很久都不能达到一个大致相同的共识。因此有人提出，“不要以为所有名词都必须具有公认的确定内涵，也不必要再为‘什么是现实主义’之类的问题，过多消耗我们的宝贵的精力了”。
　这种虚无主义是不值得提倡的。毕竟问题是客观的存在的。现实主义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一天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就一天无法对未来的文学发展提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和路径。80年代，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现实主义精神，第一种是现实主义精神，认为凡是真实地、正确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的作品，那么就可以认定为现实主义。第二种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即传统解释的一种规定了性质特征的创作原则。第三种为现实主义文学形态，即作为特定的思想、思潮或流派来看待。
　但是以上三种，个人认为第一种对今天的发展更

有帮助。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要反映生活的。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承认文学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同时也必须承认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各个时代的生活、历史环境、人文氛围、政治状态都不一样，现实主义就自然有所不同的侧重。就以中国当代文学来讲，80年代以前，我们一直遵循的就是类似于19世纪欧洲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我们强调塑造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环境，典型的案例，刻画典型的性格，甚至故事的结局都很典型。但是，在80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很明显的突破了传统的模式。这个变化，就是根源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动荡。对这个历史时间，作家给出了极大的关怀的热忱，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的结果，就直接冲破了原有的创作方式。人们开始意识到，过去所带来大一统所造成的悲剧。人的个性开始得到反映，出现了一些非典型化的趋向。
　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不再是注重对少数的、几个的中心的人物进行刻画了。也比较少用浓重的笔画来渲染他们的形象或性格。而开始真实的反映生活。就是通过一种“全景”式的方法，来构建整个文学作品的视野。也通过这一种方法，来塑造一个群体的形象。而在这个格局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行动，思想。随着对人物塑造的变化，情节的处理也变得更加灵活多彩。在一些作品里面，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什么主流的贯穿整个故事的情节线索。但是以上的这些变化，都没有影响到现实主义，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一切都仍然是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创作。
　总之，现实主义必须要明确其创作的主旨，才能够指导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实主义是文学最根本的东西，要真实的反映社会面貌，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过去，开创未来。


　现代主义是诞生在70年代末期。火红于80年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同和冲突在哪里，又如何的协调。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主要体现，就是先锋理论。继反思、寻根等文学思潮以后，先锋理论作为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大分支，以其独特身份展现在了历史的舞台。可以说，整整十年，它几乎是文学理论批评中，反反复复探究探讨的中心课题。或者有人可以怀疑先锋理论所有蕴含的精神是否是伪命题，但是却没有人可以否定今天中的中国文学，哪里没有不收到它的影响的。
　这个思潮，是从最初的朦胧诗、意识流中演变而来的。到后期的关于“表现自我”的理论论争，到中国文学的“向内转”的探讨，都在现代主义的所囊括的范围之内。

　80年代前期和中期，现代主义是以一种雄纠纠的姿势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理论批评，都处于前沿的阵地。至今都可以看到，当年的朦胧诗、意识流，孙诏振等人那些“崛起”的文章，还有后期的马原、残雪等作家的文章，几乎都轰动一时。这就很有力的证明了现代主义对文坛所造成的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到了后期，比如在1986年开始，情况出了一些变化。大家从原来的躁动、热衷，变得开始冷静了。不再过分的张扬，而是开始反思。最明显的，就是有人提出了关于“伪现代派”的概念。从原先的鼓吹要“现代主义”，却开始出现了“伪现代主义”，其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可以说，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一开始就是针对传统的文学观念的。但是一切的发展有其必定的社会因素。尤其是80年，中国打破了原来计划体制，人们可以自由的从事各种工作，生产形式也变得更加灵活。伴随着这个变化，欧洲和美国等先进国家开始出现技术革命，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迎接外界新事物，就必定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中，都可以看到新事物的影子。那么西方文化和文学创作就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新的灵感。而现代主义，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冲破旧面貌，迎接新观念中，走在了人们的眼前的。
　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在一些文学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体现。比如孙绍振在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说：“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后来者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则说：“一种新的艺术倾向的兴起，总是以否定传统的面目出现，总是表现反对原有旧秩序的强侵入！”这样的观点代表着什么？就是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的价值意识。但是必须明确，他们的现代主义是建立在过去的现实主义中的，他们的本质是要“突破传统”，力主创新。而在传统文学中走向现代文学过程中，就必定会迎来一些革新。而这个“新”，现代主义学派的作者们一点也不含糊地就是主张现代主义文学。
　但是这种做法，却和我们传统有些地方显得不太协调。这个却迎来了不少的批评意见，甚至有人抨击他们“亵读自己民族传统”。正如我所说的，现代主义对与现实主义，冲突和矛盾是会必定存在的。因此，当现代主义的研究进到在中国未来文学中的位置的时候，学术界的分歧意见相当明显。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就是现代主义，另又有不少人则极力反对此种说法。这一分歧，到了“伪现代派”问题讨论时，日益公开而呈对峙状态。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个现代主义，就必

须是我们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只有明确了，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发展。
　首先，当时的文学背景来说，传统的确构成了一种极大的阻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一直是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中，这种固定的模式也体现在人民固定的思维模式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惯性思维。对待事物的看法也有待创新。艺术习惯和文化中顽强惰性是当时面临的矛盾主要方面，不突破传统，文学就不能前进。因此，引进一些新的观念，开拓一下人们的视野，是十分必要的。恰逢这个时候，西方也在经历一些改革浪潮，生产力大发展，现代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见识。因此西方是最早开始现代主义流派的。我们也得以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理论，也给我们观点上给以革新。当然，事情有时候也必须反过来说，在论及文学观念的变革问题时，我们要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任何观念的变革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旧替代的过程。在新的观念的形成，必定会有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任何的传统的观念被抛弃，是有它一定的前提条件的。由于传统有着它一定的历史性，因而假若它仍有着生命力，仍有着它发展的潜能，新事物还没有完全的成熟，那么，新事物对传统的否定和决裂是决不可能彻底的。因此，我们必须严谨的对待这些观念的革新，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毕竟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东方文化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色彩，照搬西方的东西未必适合自己的发展。我们需要理智看待，任何外来的东西，即使是真正的创新意识，如果它不能与自身传统中的意识相结合，传统中的优秀文化相结合。80年代现代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承认它有着一定启蒙和引导作用，但由于它来自西方，多多少少总和我们有着民族和社会基础上的距离，心理上的隔阂也在所难免。因此，仔细地研究我们的文学传统以及现代主义和这一传统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一味地照搬和一味地拒斥是错误的两极。
　其次，就是中国的美学、哲学和西方的差异。哲学是所有思想的基础。中国缺少西方灵肉二元的哲学基础，更没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现代哲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等基础；我们从最初的孔子所追求的美，社会理想，到后来的程朱理学，再到王守仁的心学，到后来的近代思想，三民主义等等，都蕴含着我们民族本身的审美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心理机制有着巨大的不同，中国人重视日常伦理的和谐，重视心性的平静，偏于现世成功的价值取向，追求中庸之道，凡事都讲究一个度，不过分不偏激。中

国人崇想像，尚美善，近感受，不太愿意多作哲理的思考。所有这些，大致构成了中国文学不可能产生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代主义并不是社会的主流，也将不会是社会的主流。
　虽然如此，但是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分。就在此时，社会又涌现了一股新的思潮，叫做后现代主义。其诞生有着其历史的基础。西方在本世纪70、80年代才盛行，我国文学界紧跟着也谈论起它来，并且在90年代成为一个中心话题。后现代主义最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新写实”问题、“新状态”问题、“新体验”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有关通俗文艺和大众化的研究，有关“人文精神”的倡导，几乎这些因素都和后现代主义问题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理论批评界在这个十年里，无不处于这种争论之中。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理解这个“后现代主义”？我们已经可以肯定，现实主义是文学的基础，是必须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的，是必须坚持的。同时现代主义也无法成为主流，但是可以提供借鉴。那么后现代主义呢？我们又要如何界定其在文学中的作用，给出其历史定位？
　首先是我们要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是相当棘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并且认为这种众说纷纭是合理的。因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多元的，是反中心的，如果有一种统一的认识，那本身就与后现代主义相悖，因此是不能对它作任何的归纳。因此我们可以综合西方学者众多的言论，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决不是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那样的有明确涵义的文学理论体系，它实际上仅属于一种散漫的文化现象、文学现象、学术思想现象，人们大致能够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但不能明确地指明它是什么。因此探讨后现代主义显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我们只能从一些基本的特征给出判断。后现代主义既然在中国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若要谈论它，最核心的东西，就得要说明它是什么，怎么样，已经怎么办。

　第一，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或者特性。因为我们对比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如果说这两者还具有一些历史底蕴的味儿，那么后现代主义就简直是对传统完全决裂。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认为现象丰富多彩，瞬息万变，人们根本跟不上也抓不住这大千的现象世界。但是，隐藏在现象后面，使现象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本质规律，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演绎推理是可以发现和掌握的

。文学虽然并不以此为主要职责，它不能代替哲学，但文学家通过对世界的观察、感受和体验，诉诸于艺术形象，同样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现实主义文学乃至现代主义文学就有这样的功能。
而后现代主义，这个特性似乎比较模糊。
　第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反中心又称反逻各斯，“逻各斯”意谓“圣言”，即中心话语、权威话语。在人类思想史上，19世纪以前，是一个思想体系替代另一个思想体系，一个文艺思潮替代另一个文艺思潮，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中心。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新的局面，没有绝对主流的思想。人们的价值观、文化思想呈现出多元化。世界各国的文化互相激荡，人们的思想再也没有过去的单纯，逐渐走向以自我为中心。对比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它们都有着一个至起码的价值思想或者价值追求。而后现代主义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它以对中心、内在、秩序加以嘲弄和斥责为己任，极力主张边缘、外在、颠覆，以贬损正统，消除中心，否定权威。这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理论批评家从“王朔现象”中找到了在中国大陆存在的印证。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王朔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塑造一个非中心、非传统的形象。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边缘人”形象。作品里面以调侃话语对正统话语、中心话语的反动，还有作者们自诩的反对追求意义、“玩文学”等，是颇类似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在其它一批作品如肥皂电视剧，确实有着它不同于以往文学的特点，都呈现出这种倾向。要说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折射，“王朔现象”可以说是最典型的表现。我觉得要否定它和后现代主义的任何一丝关系是没有理由的。但问题是，中国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现象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走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对中心、意义终极追求的反拨，是追求的全面崩溃。而在中国，实际上是对以往政治中心话语的反拨，消解的是政治中心话语的一统性，主张话语的多元化。王蒙之所以在王朔受到不少人的诟病之时极力替他辩护，我理解就是他更多地看到了王朔在这一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三，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想。我们民族一直都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其中影响力比较的大的，就是儒家的大同。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几千年来，无数怀着极大的报国理想和热情的封建士大夫都追求着这一目标，从过去的屈原都后来的张居正。后来产生的三民主义，近代的急剧变化带来民族的理想危机。再到现在的共产主义

理想。这些理想在文化中有着深刻的痕迹，尤其是现实主义。可是一百年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却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是没有理想。这就意味着某些当代人对理想信仰的彻底的溃灭，中国的理想信仰的危机虽然和西方有着历史性的不同方位，但效应是相似的。在文学中，理想信仰的失落已成客观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理论批评家们痛心疾首地看到了：现实中的深沉卑污，使信仰黯然失色，它无情地嘲弄了自己。理想的解体是现实自身的解体。面对如此困境，在大众文艺中，以颓废情绪为基调制作出来的书籍，到处可见，由此表现了文学艺术的反文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