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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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读书报告
——后现代主义史学之我见
《历史的真相》一书,不只是有关近年来史学界主要思潮的分析与叙述,同时也是近几十年来主要批判思想发展与影响的说明。作者是从历史研究的实务经验来讨论问题的,书中没有什么高深难懂的理论,有的是其独特的视角、大胆的反思和全面广阔的思考。书中的叙述穿插了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以及社会变迁的相关内容,还包含着历史哲学的思考。
作者主要探讨了三种绝对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史学的影响。首先是启蒙运动时代信奉的科学的英雄主义模型,第二是笃信进步的观念,第三是知识绝对主义。作者对人们观念中奉为经典的观念进行了解构和分析,然后提出疑问,得出自己的观点。作者指出,一切论述都是相对的, 都与当时的立场相关, 当时相信的事就变成真理。科学作为一切真理的源头和模式的地位被推翻,而深埋于历史背后的事实真相是可怀疑的和相对主义的。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是定论,只有历史学的民主实践才最有助于理解我们的世界。
十八世纪,自然科学与其实验方法渐渐成为衡量一切真理的准则,科学变成了一切知识的绝对范本,即“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式”。他们认为如果科学是中立的,而且是普遍适用的,全然是天才一手促成的,这就把近代科学起始的其它要素都抹杀了。这种抹杀使历史变得枯燥无味,或者说抹杀了历史的真相。
经过史家的不懈努力, 终于向历史的权威学说提出了挑战。挑战首先从历史的科学性开始, 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由一股势力支配历史学话语的局面。启蒙运动打破了用基督教神学阐释历史的范式,第一次出现了诠释历史的多种方式。十九世纪中叶,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三位史学大家孔德、达尔文、马克思, 都是科学绝对真理的倡导者。孔德指出历史揭示科学定律,用实证主义为阐释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法则;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法则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马克思则试图为整个人类历史总结出相同而具有普适性的科学定律。到二十世纪末,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则相继受到挑战和颠覆,惟有马克思的唯物史仍然保有活力。
史学研究的转变是从孔德和斯宾塞开始的。培根的《新工具》使实证主义大为发展。黑格尔和孔德等人的现代史理论, 为历史的重要性提供了一种知识依据。兰克学派称,历史学家应当以追求历史真相为目的。至二十世纪,韦伯和涂尔干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二十世纪中叶, 库恩提出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革命起源,向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库恩的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式。面对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浪潮,作者主张历史学的民主要鼓励对传统观点持怀疑态度, 同时也要相信历史的真实性与可知性。福柯和德里达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他们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观念发起了挑战。福柯认为,“真实和真理不过是包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提倡挖掘被遮蔽、被忽视的历史真相。科学家强调科学事实的客观性, 其实就是在用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来掩盖其做出选择和阐述时起作用的主观意志。因此,历史学的真实性、客观性、历史叙述形态,都曾是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历史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理与客观,结论是折衷与调和的产物,是话语制造知识,而不是知识在制造话语。而历史发展是多线的、多层的演进,一种方式难
以阐释多样性的历史,那么我们就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来解构历史,在历史话语的背后发现历史真相。
西方史学界经过了知识绝对主义的建立和垮台,然后人们开始思索,究竟什么才是真理?怎样才叫客观?而对于没走过这样的一段路的中国史学界而言,如何来看待我们既有的史学模式?又如何来正视后现代主义史学带来的冲击、做出回应?我想,这些问题绝对是值得思考的。本书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端于文化和文学批评领域,因于当时社会形势而迅速扩展,影响广泛,其特点就在于彻底批判和否定现代性,反对启蒙运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的批判主要是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泛滥与理性主义的过度扩张两方面,他们主张重新建立人生的价值意义,不相信普遍理性的存在,发扬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对理性进行解构,反对直线的进步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强调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等等。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与当代思潮中的文学批评有关,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逐渐由社会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现代主义史学指以科学模式的史学研究追求历史真理,认为语言可以再现真实,并认为可以经由语言再现社会实体的存在,故历史论述架构常以建构社会实体的大结构和大叙述为主体;并且相信以科学的分析,可以整理出明确的历史脉络,进而终结历史。而后现代史学则认为语言是历史的产物,并非单纯的再现过去真实;科学方法以因果律连接史实,却无法论证事物确有此因果顺序。后现代史学重新理解历史写作的性质,发展出新的历史学观念。他们认为历史写作的价值是作品的原创性,在此中起作用的是史家的表述即组织文本的风格或形式,并非是呈现史实的真实与否。
后现代史学坚决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其基本观点是“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我们见到的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关于过去事件的观点,是被史家重新建构起来的过去,而不是历史本身,历史著作只是对过去的论述,绝对不等于过去。我们认知中的过去是史家对过去的一种解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思想过和整理过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或者说解释已经不再合乎历史实相,而只是史家自身试图把一致性强加于历史之上的对历史的阐释——是史家的发明或虚构,而也正是这种阐释遮蔽了历史,使读者对历史产生了误解,因此,后现代史家认为没有史料与史实的差别,原始材料与间接材料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改变了要严谨钻研史料以重建历史的这种兰克式的态度和做法,而是指出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创造。
本书的作者认为,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是一群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不分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派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是自由解放的一切期望,全部予以驳斥。从很多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地。”但后现代主义主张“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观念挑战”,它的兴起“使得人民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后现代主义使人们质疑现代的历史叙述方式,再度证明历史哲学不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由于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是定论”,“历史学的不同诠释法可能互相排斥,但不同的视角却不会互不相容”,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所在,因为,新的文化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像以前的新理论一样,有助于活跃关于治学方法、目标、知识基础的讨论。这些扰乱人心的新理论也提出了必须重新回答的问题”。但后现代主义“只凭历史学家的活动必须具有创作性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