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汉之间_从考古材料看贵州战国秦汉时代的文化格局

2009年第6期（第29卷总第130期）贵州民族研究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6，2009（Vol.29.February.No.130）夷汉之间———从考古材料看贵州战国秦汉时代的文化格局李飞（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贵阳550004）摘要：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贵州文化格局经历了一次土著向汉化复归于土著的演变历程。

这是贵州文化由多元向单一复向多元的一次变迁，最终的结果表明多样性的文化格局成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的文化。

关键词：考古材料；文化格局；文化多样性中图分类号：K871.41.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64-08Between Yi and Han———The Cultural Patterns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Han Dynasty in GuizhouLI Fei(Guizho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Guiyang ，Guizhou 550004，China ）Abstract:Through a detailed research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we have discovered that cultural patterns have an evolution from aboriginal culture to Han and a reversion to aboriginal cultur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Han Dynasty.This is a change of Guizhou culture from diversity to singleness to diversity.It proves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patterns become a historic choic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needs cultural diversity.Key words: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ultural Patterns ，Cultural Diversity收稿日期：2009-09-25［作者］李飞（1976—），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西南考古。

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的时期。

战国秦汉时代的贵州，是土著文化高度发达，汉文化开始流行的时代。

汉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引发了一场夷汉之间文化的长期拉锯，此消彼长，两汉之际汉文化曾一度占据上风，而土著文化终成贵州文化的主流，是今日贵州多彩文化的根基所在。

本文用考古资料揭示这一变迁，并尝试作出初步解读。

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对我们正确看待和应对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变迁将是十分有益的。

一、夜郎时代：土著文化的高峰1.夜郎及其文化夜郎是战国秦汉时代中国西南一小国，西南诸邑中，史称“夜郎最大”，武帝时夜郎王曾与滇王一同授印被封。

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被诛，夜郎灭亡。

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其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300年时间。

关于其地望，一般认为在贵州西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贵州西部的盘县、威宁中水、辅处、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安龙、兴义、兴仁、册亨、望谟、晴隆、六枝、织金等地就不断有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遗物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其即李飞：夷汉之间夜郎之遗存。

其中，威宁中水、赫章可乐和普安铜鼓山三地发现最丰，相关发现可能分别代表了以其为中心的一类遗存。

（1）以赫章可乐乙类墓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战国秦汉时代遗存在可乐境内分布颇广，迄今已进行过九次发掘，共试掘遗址2处、清理墓葬370余座，其中既有汉式墓亦有当地民族墓（报告称乙类墓），而以当地民族墓为多，约占墓葬总数的75%强。

民族墓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墓葬均为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个别墓葬棺外围石一周，略似石椁（M264）。

葬用棺或不用。

约10%的墓葬（30座左右）采用“套头葬”，即用铜（铁）釜或铜鼓（仅1例）套头而葬，或用铜釜套头、铜（铁）釜套脚、或用铜洗垫脚而葬。

少数墓葬用铜洗垫头或罩面。

随葬品有陶器、青铜（或铜铁合体）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和纺织品等，以青铜器为主。

陶器数量较少且均为冥器，随葬陶器的墓葬一般再无其他随葬品，一墓仅一器，置于死者头侧。

陶器均手制成形，泥料中羼有较多植物炭屑，器身轻薄，纹饰有篦划纹、锥刺纹、乳丁纹等，器类有罐、瓶、杯等。

青铜器按用途可分为容器、装饰品、兵器和农具等。

容器除用作“套头葬”的鼓、釜外，尚有洗、鍪、鐎斗、匜等；装饰品数量较丰，种类有镯、钗、簪、戒指、铃、扣饰、带钩等；兵器有剑、戈、镞，剑有巴蜀式柳叶形剑、蛇头形剑和铜柄铜剑等，未见钺、矛；农具少见，仅有锄。

铁器有戈、剑、刀、刮刀、镢、锸、钉等，以工具类为主。

铜铁合体器有铜柄铁剑和铁铤铜镞，其中的卷云纹首铜柄铁剑最具特色。

玉（石）、骨器有玦、璜、管、珠、镯等，均为装饰品。

少量残存的纺织品经鉴定有丝织物、毛织物和麻织物三类。

墓葬年代据推测为战国早期至西汉前期[1]。

“套头葬”、夹炭陶器、卷云纹首铜柄铜（铁）剑等极具特色的葬俗和遗物，使可乐乙类墓有别于其它同期遗存，可能独立构成一类以之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暂称之为“可乐类遗存”，与这一时期活动在可乐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群相对应。

目前尚不清楚这类遗存的分布范围，但辅处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2]表明，威宁、赫章相接的白水河流域，可能属可乐类遗存的分布范围。

（2）以威宁银子坛墓地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中水境内的古代遗存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发掘，目前已识别出鸡公山、红营盘、银子坛等三类不同的、依次演进的文化遗存，其中鸡公山类遗存已命名为“鸡公山文化”[3]。

红营盘墓地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2座，均系长条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多数发现木质葬具痕。

随葬品有陶、铜、玉（石）和骨器等。

陶器均手制，质地松脆，器类有罐、碗、杯等，以带流陶罐数量最多亦最典型。

铜器按用途可分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三类；兵器有剑、钺、镞；工具有刀、锛；装饰品有手镯、指环、帽饰等。

玉（石）器有玦、璜、镯、珠、镞、穿孔砺石等。

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4]。

这类遗存除贵州威宁红营盘墓地外，尚有云南昭通营盘乙区墓地等[5]，表明其系一类分布在昭鲁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遗存，可暂称为“红营盘类遗存”。

银子坛墓地共进行过三次发掘，清理墓葬134座，出土各类遗物700余件。

亦有汉式墓与土著墓之别，以土著墓为主。

土著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10%的墓葬为二次合葬（葬2～7人），部分墓葬有葬具痕。

随葬品有陶、铜、铁、玉（石）、骨、漆器等，以陶器和铜器为主。

陶器有罐、瓶、碗、豆、杯等，罐、瓶、碗为常见组合。

部分陶器上带刻划符号。

铜器有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具和钱币等类；兵器有剑、矛、戈、镞、弩等；装饰品有手镯、指环、带钩、扣饰、发钗、铃铛等；生活用具有釜、洗、碗、印章等。

铁器有剑、矛、刀、镞、带钩等；玉（石）器有珠、管、玦、镯等。

墓葬年代约在战国中期至东汉初。

与银子坛墓地内涵一致的遗存广泛分布在昭鲁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已知的有昭通营盘甲区墓地、文家老包墓地、白沙地墓地等，可称其为“银子坛类遗存”[6]。

两地的三类遗存，特别是可乐乙类墓与银子坛墓地年代相近，部分内涵相同，可乐更曾出土2件与银子坛墓地完全相同的陶器（K4：1、M292：1），但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分布区域、不同的陶器制作传统、不同的丧葬习俗（如可乐有“套头葬”，银子坛有合葬，可乐随葬品以铜器为主，银子坛以陶器为主，并有相对固定的陶器组合等），因此它们是两类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以往的研究过多强调其共性，而对差异的讨论不足，对银子坛类遗存的讨论更存在在黔者为夜郎文化遗存、在滇者称滇文化遗存的不同认识。

2009年第6期贵州民族研究[双月刊]2009年12月版（3）以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普安铜鼓山遗址，在普安县青山镇铜鼓山，是一个山顶遗址，面积约3000平米。

1980年、2002年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约2000平米，出土文物数百件，计有一字格青铜剑、凹銎铜钺、镞、叉、尖叶形锄以及玉玦、石臼和陶罐等。

一批铸造青铜器所用的陶模和石范的发现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其种类有剑茎—件数，以下不再注明）、剑茎范（4）、剑身范（1）、戈范（2）、戈模（2）、刀范（1）、铃范模（5——（2）、鱼钩范（1）、凿范（2）、宽刃器范（4）、浇口和残范（18），表明该遗址曾是重要的青铜器铸造场所[7]。

从目前的材料看，贵州西南地区与其周邻桂西北、滇东南的联系至为密切，远甚于其与黔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可能存在一个包括黔西南兴义、安龙、普安、册亨、望谟等与滇东南丘北、广南、富宁及桂西北右江上游百色、田阳、田东等地区在内的一个文化圈。

该文化圈内一字格曲刃、舞蹈纹无胡铜戈、曲刃矛、V形銎带符号的铜钺、羊角钮钟、铜鼓等流行，而风字形钺身、V形銎、部分带符号的铜钺是该文化圈内最为频见、最具特色，也是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的关键。

南北盘江相夹的黔西南一隅，历史上曾不断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零星青铜器出土（部分为发掘品），据不完全统计，已逾百件，集中分布在安龙、兴义和普安三地。

百余件青铜器可分兵器、乐器、农具、工具、装饰品诸类，而以兵器和乐器为多。

兵器有戈、剑、钺、矛等，乐器有铃、钲、羊角钮钟等，另有铜锄等农具。

经调查，已在普安、安龙、兴义三地发现山顶遗址20余处，并对其中的铜鼓山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

这类遗址的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另近年在北盘江两岸阶地上发现史前至汉代遗址16处，并对其中11处进行了清理，其中相当部分为先秦时期遗址，部分属汉晋时期。

各地点文化内涵虽各有差异，但基本以双肩石器和圜底陶器为特点。

其陶器作风与铜鼓山遗址是一致的，即器类以圜底陶器为主，次为圈足器，也有少量平底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高领敞口圜底罐和高领侈口圜底罐最多。

而石器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铜鼓山遗址中目前未发现双肩石器，而北盘江流域未出的穿孔石刀在铜鼓山类遗存中则较为常见。

这一区域内的青铜文化明显不同于黔西北地区的同期遗存，鉴于该区域内这一时期遗存间存有某些共性和对铜鼓山遗址认识相对深入等原因，有学者建议暂将这一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遗存称为“铜鼓山类遗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