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泉州籍华侨对抗日战争之贡献

论泉州籍华侨对抗日战争之贡献

作者：蔡镭

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24期

泉州位于福建省西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著名的侨乡。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加上人多地少，古代泉州人就有到海外经商、谋生的传统，明末清初，清朝统治者加强了海禁，其迁海政策导致大量福建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许多沿海居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南洋谋生。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量的泉州人移居海外。泉州的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抗战前夕，泉州籍的华侨有135万人，占同期福建籍华侨总数的60%。抗战爆发后，泉州籍华侨为抵御外侮竭尽所能、慷慨解囊，甚至直接回国奔赴抗战前线，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一、创立或加入抗战组织，创设宣传刊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泉州籍华侨以“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为口号，或创设或加入了许多抗战组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全菲华侨救国代表大会，160多个华侨团体的3000名代表参会，会议上达成了多项决议，如加强揭露日军侵华真相、抵制日货、募捐等，会后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南安人曾廷泉被选举为联合会主席，救国联合会还创办了名为《旗帜》的刊物，加强舆论宣传扩大影响。同年11月，菲律宾的华侨成立了“国难后援会”，由祖籍南安的中华总商会会长李清泉担任主席。祖籍南安的陈曲水和张幼庭，祖籍晋江的高作楫、郑士美等泉州籍华侨在菲律宾的怡朗，成立了华侨救国会。次年2月“华侨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会”在新加坡成立，推举祖籍永春的李俊承为主席。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抗战面临着经济困难和物资紧张的局面。东南亚泉州籍华侨，积极筹建抗战组织，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在马来西亚的泉州永春籍华侨利用永春同乡会馆，首先成立了“救济祖国难民会”并为全面抗战募捐了第一笔款项汇到国内。当时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林森为永春同乡会馆题写了“爱国爱乡”的匾额，以表彰他们身在他乡心系祖国之义举。7月16日，在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联合其他爱国华人华侨团体，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祖籍南安的李清泉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新加坡华侨就成立了“马来西亚华侨筹贩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当时新加坡尚未从马来西亚独立），该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有32人，其中祖籍泉州的有7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祖籍厦门同安，时为泉州管辖）被推为主席，该会以发动各地华侨协助祖国抗战大计为宗旨，以救治伤兵救济难民为己任，许多泉州籍的华侨积极响应并担任重要职务，如祖籍南安的副会长周献瑞，主要发起人祖籍永春的辜俊英，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女婿，祖籍南安的李光前等。“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其前身为成立

于1935年的“马来西亚华侨救国会”，该组织的4位核心人物被称为新马抗日“四君子”，其中有3人是泉州籍华侨，他们分别是祖籍鲤城的粘文华、祖籍永春的辜俊英、祖籍南安的王宣化。辜俊英等人还以“马来西亚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的名义回国了解抗战情况，几经波折来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华侨十分牵挂，海外侨亲要团结起来，支援祖国的抗战。毛主席还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准备创办的抗日刊物《南国日报》题词：“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为了统一领导东南亚各国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著名的南侨总会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担任主席（后来国人称他为“华侨旗帜”），在南侨总会的领导成员中，泉州籍的华侨占全部正、副主席和委员的一半以上，如副主席为祖籍晋江的菲律宾华侨李清泉，秘书为祖籍永春的新加坡华侨李铁民，委员里在新加坡的华侨有祖籍南安的李光前、周献瑞、侯西反，祖籍惠安的刘玉水和王泉笙，祖籍鲤城的陈三多，在马来西亚的华侨有祖籍永春的黄重吉，在菲律宾的华侨有祖籍晋江的许友超、在印尼的华侨有祖籍南安的洪渊源和祖籍安溪白辰恭等人。

二、为抗战慷慨解囊，竭尽所能提供财力、物力支持

泉州籍的华侨利用所创建或加入的抗战组织团体，持续不断地为抗战募集了大笔的资金和物资。

菲律宾“怡朗华侨救国会”在“九一八”事变后，分两次给在白山黑水之间同日寇顽强作战的抗日义勇军汇款上万两白银，在“一二八”事变后又分两次汇款给在上海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白银近五万两。菲律宾的“国难后援会”也同样在“一二八”事变后汇款5万元支援十九路军。新加坡华侨的筹赈会，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募捐了上百万银元，他们把筹集的款项一部分寄给东北打游击的抗日义勇军，一部分寄给上海的十九路军，还有一部分用于救济上海的难民。祖籍永春的越南华侨颜子俊成立了抗日救国赈灾救济会，筹得善款数百万之巨，全部用来购买药品、衣物等前线急需物资，寄给了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民。

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空军力量薄弱，抗战中中国军队遭受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压制，伤亡惨重，海外华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纷纷捐款购买飞机以图航空救国，如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就带头捐了一架侦察机，在菲律宾的航空建设协会分会筹款300万元，购买了用于作战的飞机15架，为了感谢菲律宾华侨为中国空军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15架飞机组成的编队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越南华侨颜子俊发起组建了抗日救国航空委员会，共发动越南华人华侨捐款上百万万元，购买作战飞机10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到了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海外侨胞的募捐面更广，款项和物品更多。陈嘉庚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许多华侨为了筹集资金支援国内的抗战，卖掉了自己的汽车、房屋田产、橡胶园，甚至是倾家荡产都在所不惜。

1938年10月10日“南侨总会”在新加坡召开成立大会，会议作出了每月为祖国捐款400万元直至抗战胜利的决议，但实际捐款之数目却远远超过预定之目标，1939年南洋华侨所捐款项达到7000万元之巨，平均每月600多万元，超过每月预定目标200万元。其中菲律宾华侨原计划捐款1300万元，实际上却比既定计划多出了100多万元，人均捐款数居东南亚华侨之首，在菲律宾华侨的捐款中，泉州籍的华侨在捐款总数的占比达到了90%。1940年10月27日，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在他弥留之际还心系祖国，特意叮嘱家人捐款10万美元，用于抚养抗战中的遗孤，他也因此被誉为“至死不忘抗日救国之人”。缅甸的泉州籍华侨变卖了同乡会馆用于购买救国公债，还捐献了上千辆汽车和大批前线急需的药品、衣物等物资。据统计截止1941年底，东南亚华人华侨捐款总额达惊人的26亿元之巨，仅泉州地区1938年—1941年间来自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侨汇就达8.18亿元。

三、舍生忘死，奔赴沙场，壮烈殉国

泉州籍的华侨除了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之外，有的还不顾个人安危直接回国奔赴抗日前线。1940年6月，由于日寇的封锁，1200多公里长的滇缅公路成为了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是生命之通道。当时南侨总会共组织了3000多名东南亚华侨回国参加了滇缅公路的运输，这些人被称为“南侨机工”，闽南籍华侨占8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泉州籍的华侨，比如祖籍安溪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为了抗日毅然放弃海外安全稳定的工作，瞒着家人报名加入南侨机工，祖籍安溪的马来西亚华侨白清泉和祖籍永春的马来西亚华侨刘贝锦加入了南侨机工先锋大队，他们为保障滇缅公路这条抗日补给的生命线立下了汗马功劳。祖籍南安的泰国华侨蔡汉良，为了收集情报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侵略者在泰国建立的军事基地，盟军根据其提供的情报，顺利的将日军的高射炮阵地、军火库、泊港军舰、电台、火车站等重要设施摧毁。

华侨在海外一般都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有不少华侨回国加入了国民政府的空军，在泉州籍的华侨飞行员当中有两位比较出名，一位是祖籍南安的印尼华侨梁添成，抗战时期他投笔从戎报考了中央航空军校，毕业后因表现优异，升任为航空大队的中尉分队长，多次参加河南、山东、湖北、重庆等地的空战，表现英勇屡立战功。1939年6月，梁添成在重庆同来犯的日机进行空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泉州籍飞行员是祖籍德化的马来西亚华侨肖德清，他也同样毕业于中央航空军校，后担任上尉飞行教官，1942年5月，在云南与日机空战时壮烈殉国。

还有许多泉州籍华侨青年历经千辛万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比如1938年成立的，以祖籍晋江的沈尔七为总领队，祖籍南安戴血平为队长的菲律宾华侨救国英勇队，共计28人，泉州籍的有19人，后来全部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成立的，以祖籍晋江的王西雄为团长的“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问团”，共计24人，泉州籍的有20人，也全都加入新四军，自行回国到皖南加入新四军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