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史

唐朝文学史

1．唐诗的四个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一，历史学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然而，一方面，唐诗的发展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奥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诗史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特殊情况，习惯上把唐诗的发展分为这四个时期。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初唐余习也。”——清•方苞《书柳文后》

“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缭绕之间。”——清•魏源《〈诗比兴笺〉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参见词条唐朝。如：他专门研究初唐的政治经济状况。

初唐的诗歌

创作取向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上官体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