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史

唐朝文学史

1．唐诗的四个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一，历史学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然而，一方面，唐诗的发展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奥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诗史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特殊情况，习惯上把唐诗的发展分为这四个时期。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初唐余习也。”——清?方苞《书柳文后》

“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缭绕之间。”——清?魏源《〈诗比兴笺〉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参见词条唐朝。如：他专门研究初唐的政治经济状况。

初唐的诗歌

创作取向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上官体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初唐的散文

初唐仍沿袭南朝文风，不脱绮丽骈俪风气，骈体文仍维持它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著名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内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现，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杨炯的《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碑》、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是华靡的骈文形式。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倡言复古，要求恢复《诗经》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其功绩固然是在革新诗歌方面，但也对文风转变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国军利害事》、《祭韦府君文》、《谏灵驾入京书》等。

走向盛唐

解读国宝，汉文化。南方传承的“正统”汉文化，是大唐文明的主要渊源。

东汉以后经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中国历史进入长期分裂的十六列国及南北朝时代。那时，匈奴、鲜、氐等少数民族相继南迁，君临北方。东晋将都迁至南京，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不久，又相继更替为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开始散发盛唐独特的文化内涵—大唐。

文学上的盛唐

指唐代自开元至大历间，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唐诗分期者称为盛唐，有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盛唐诗人主要分为山水田园派与边塞诗派两派。山水田园派以王维与孟浩然为首；边塞诗派则以王昌龄为佳。

王维

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善画人物、丛竹、山水。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代表作有：《送元二使安西》、《鹿柴》、《送别》、《山居秋暝》、《使至塞上》等。

孟浩然

孟浩然原名“孟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主。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襄阳南门外背山临江之涧南园有他的故居。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代表作有：《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送朱大人入秦》等篇

王昌龄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0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王昌龄的籍贯，有太原、京兆两说。《旧唐书》本传云王昌龄为京兆（即唐西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大概是因为他在《别李浦之京》诗中说：“故园今在霸陵西”，又有《霸上闲居》之作。唐代许多山西诗人因为洛阳、长安为当时文化中心，多游洛阳、长安，有的甚至多年住于京城，不能因为居住在京城便说他们为京城人。《河岳英灵集》为唐人殷番所编著的唐人诗集，载王昌龄为太原人，《唐才子传》也认为王昌龄为太原人。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如《出塞》、《从军行》，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

李白

李白 (701—762年)，生日701年2月8日，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诗仙。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代表作有：七言古诗（《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等，五言古诗（《古风》59首）;有句汉魏六朝乐府民歌风味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都成为盛唐的名篇。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杜甫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其人格和诗文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被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公认的华夏诗歌的最高峰，被称为“诗圣”。杜甫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内容上地负海涵，成一代诗史，艺术上沉郁顿挫，波澜老成，深受后世推崇。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代表作有：石壕吏、新

安吏、潼关吏（统称三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通称三别）、望岳（最好的泰山诗歌）、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水调歌头、江南逢李龟年。

宋朝的大文豪苏轼曾写过:“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之,而古今之能事毕矣。”自中唐以来，杜诗普遍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的根基，杜甫是自李白以来华夏诗坛第一人。

开元盛世。

◇中唐诗人

中唐，约七十年，分为两个时期。代宗大历中到德宗贞元中为转折时期，此后直到穆宗长庆末为唐诗继续兴盛的时期，也是唐诗的第二次繁荣。诗歌数量丰富，风格流派繁多，个性得到发展。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为其艺术特征；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艺术上追求新奇险怪；李贺以绚丽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伤的情调独树一帜；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各异，都有独到的成就。众多诗人立足新变，大胆探索，共同创造出色彩纷呈的局面。中唐诗人的杰出成就和艺术上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唐诗自身，而且衣被后人，他们勇于创新，以变求通的精神，尤其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一、中唐前期诗人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曾任道州刺史。论诗在内容上强调文学的美刺教化作用，形式上反对雕琢、崇尚古朴。其诗多针砭时弊之作，代表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对陷于苦难的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两诗直抒胸臆，讽刺辛辣，跌宕起伏，感人至深。杜甫高度评价这两首诗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

顾况（727～815），字逋翁，苏州人。曾任著作郎，因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文学主张与元结相近，认为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悲歌序》），反对徒求文采之丽。所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开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声。其中第十一章《囡》用白描手法，深刻揭露了闽吏取幼童作阉奴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揭示了奴隶身心的深重痛苦，有强烈的感染力。

刘长卿（709～780），字文房。河间（在今河北境）人，以五言律诗擅长。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屡遭贬谪，身世坎坷。个人的不幸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他的诗常常流露出惆怅衰飒的心绪，情调冷落寂寞，凄清悲凉。其诗多写贬谪的感慨和山水隐逸之情，风格冲淡含蓄，清雅洗炼。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诩“五言长城”。代表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雪夜投宿山中贫寒人家的情景，凝炼自然，历历如绘，含蓄亲切。也有少数反映现实的作品，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等。

韦应物（737～？），京兆长安（今西安）人。是大历、贞元间诗坛上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追求恬淡秀丽的意境，连贯流畅的意脉，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其中又以写山水田园最有特色，他善于用简淡自然却又是精心锤炼过的语言，来描写闲适生活的逸趣及孤高峻洁的情怀。《滁州西涧》是其中的佳作，此诗写景生动，极富画意，表现了诗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闲适恬淡的胸怀，其中也寄托了他不得其用的寥落之感。韦应物对社会离乱、民生疾苦也有所反映，而且情辞真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表现了

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的良心。另有《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写与友人阔别十年后重逢的悲喜交集，真切动人。

二、大历十才子和李益

大历十才子，指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不同史籍所载十人姓名略有出入。主要有钱起、卢纶、李端、司空曙、韩翃等。所作诗歌多应景献酬，流连光景，粉饰现实。部分诗作抒写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感。诗歌艺术造诣较高，多为近体，五律成就尤高。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卢纶《塞下曲》等是其中的佳作。如《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寥寥二十字便勾勒出壮阔的画面，渲染了紧张的战争气氛，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很见功力。

李益（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也曾被列入“十才子”，是这一时期最有独创性的诗人。曾到过塞外，因而写作了不少边塞诗，但这些诗多反映边塞的荒凉寂寞，戍边将士对战争的不满和厌倦，已不再有盛唐边塞诗那种高亢乐观的情调，而是于壮烈、慷慨之中带有伤感和悲凉的情调。这些诗又多用他极擅长的七绝来写，因而常被谱入管弦，流传很广。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从军北征》等，均用浓重的笔墨勾勒出边塞的典型环境，悲壮婉转，意境浑成。李益送别酬赠和妇女题材的诗也有不少佳作，如《喜见外弟又言别》、《江南曲》等。

三、韩愈与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指的是中唐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注意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中吸取营养，有意打破传统的表现手法，标新立异，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创立自己的新风格。虽有时因翻新出奇而不免流于晦涩险怪，却避免了中唐诗风滑向柔弱浮荡一途。除韩、孟外，这一派诗人还有贾岛、姚合、卢仝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南阳（在今河南境）人。是中唐、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后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韩愈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豪放雄奇，改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其次，是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韩愈的另一创造是“以文为诗”，就是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如将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段、结构方法、语言形式用于诗歌；用散文那样浩瀚的体制来扩展诗的篇幅；以汉赋那种铺陈排比来结构诗歌；语言打破匀称、均衡、和谐、圆润，使律化的诗歌复古，通篇单行等。这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极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南山诗》、《陆浑山火》、《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听颖师弹琴》等。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在今浙江境）人。与韩愈并称“孟诗韩笔”，作诗以苦吟著称，多为五言古体。艺术上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他出身贫寒，遭遇不幸，仕途潦倒，故其诗多写自身的穷愁孤苦。如组诗《秋怀十五首》、《答友人赠炭》等；难能可贵的是，一些诗不仅反映了中下层文士的艰难境遇和怨怼情绪，还能透过个人的命运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现实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不平，针砭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如《寒

地百姓吟》。孟诗比喻新颖，想象奇警，但也有平易之作，如《游子吟》，清新流畅，于淳朴素淡中表现了人情的浓厚真淳，被广为传诵。

贾岛（779～843），字阆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与孟郊同以苦吟著名，苏轼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便是指二人诗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诗风孤郁悲凉，凄寒局促。这与他出身平民，屡试不第，性格压抑、内向有关。多五言诗，现存370余首中五言就有300首。贾岛诗多表现贫穷愁苦之态、孤寂索寞之情，题材狭窄。作诗多以铸字炼句为胜，缺乏完整的构思，故有佳句而少有佳篇。《暮过山村》一首中“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两句，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见于言外。也有豪壮之作，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寻隐者不遇》一诗如行云流水，是其中较好的作品。贾岛晚年名气越来越大，他内心的压抑不平，行为乖张，都得到晚唐一些诗人的共鸣，而作诗之苦，更为他们所效法。其影响一直及于宋末。

四、李贺

李贺（791～817），字长吉，陇西成纪（在今甘肃境）人。是没落皇室的后裔，加上诗名早著，自视甚高。然而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比常人更多地体验到人生的苦涩，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思考人的命运、生死等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李贺诗最重要的内容，诗里表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有时甚至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他的追求和苦闷，如《梦天》、《秋来》等。这些诗作每每融入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也有作品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反映民生疾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但由于经历的局限，反映现实不够深广。李贺诗歌色彩浓丽、想象奇诡、情调幽冷、构思独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人称“长吉体”。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给古典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但内容偏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奇诡险怪，带来缺少思理的弊病。

五、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和柳宗元，有着相同的政治遭遇，旗鼓相当的才华，以及真挚笃厚的友情，使他们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艺术风格却各有不同。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于永贞年间同柳宗元一道以极高的热情参与了王叔文、王伾推行的政治革新，但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击下，很快遭到失败，迁谪生涯长达二十多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刘禹锡关心现实社会，其诗反映了中唐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倾向鲜明，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等抒情诗及《聚蚊谣》、《飞鸢操》等咏物诗，表现了对权奸们的讽刺蔑视，以及自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之作。诗人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世间变化之后的思考，其中蕴涵了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加之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中唐诗坛独标胜境。如七律《西塞山怀古》、七绝《石头城》、《乌衣巷》等。在长期的谪居生涯中，刘禹锡受巴渝一带民间俚歌俗调的浸染，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亦雅亦俗的优秀诗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等，清新质朴，真率自然，既有民歌般浓郁

的生活气息，又有很高的艺术品味。刘禹锡性格倔强刚毅，善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因而诗中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和豪健雄奇的风格。《始闻秋风》、《秋词二首》等是其代表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诗数量虽不算多，但特色鲜明，成就很高。其中抒情诗和山水诗尤有特色，成就也更高。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柳宗元的心头，所以诗中常常呈现一种空旷孤寂、幽深清远的意境。他善于将壮志豪情与对国家衰退的忧思交织在一起，宏阔的境界与萧瑟的景物交织在一起，抒发了迁谪的悲愤抑郁和去国怀乡的情思。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抒发了诗人离乡别友的悲苦和对挚友的深情怀念，流露出对时事艰危、环境险恶的忧伤和不平。此诗赋中有比，虚实相生，情景交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长期贬谪远荒的生活，使柳宗元对自然山水有特别亲切的感受，山水成为他政治上遭受打击，心情压抑时的最好慰藉。他因山水诗的突出成就与韦应物并称“韦柳”，成为唐代继王维、孟浩然之后有代表性的山水诗人。柳宗元的山水诗构思精巧、意境清新、情致深婉，处处显出其清峻高洁的人格，流露出孤寂凄婉的情绪。名篇《江雪》以孤舟独钓的老翁形象，寄托了诗人清峻高洁的人格和被贬远荒的孤寂幽愤。苏轼称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指出柳诗朴素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丰富深远的情思，足见柳诗所达到的高度。

第九章晚唐诗人

从文宗大和年间到唐末，是文学史上的晚唐时期，约七十年左右。国势江河日下，诗运亦如国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在诗坛日渐滋长的华靡纤巧的颓风中，杜牧、李商隐却如异军突起，以具有鲜明时代色彩、个性特征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为唐代的灿烂诗国涂抹了最后一道绚丽的霞彩。其后随着王朝不可逆转的末日的来临，逃避现实，追求淡泊境界与清丽诗风成为诗坛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上继元、白，以通俗的形式和语言揭露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尽管这些诗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创新不足，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尖锐犀利的笔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延续和余响。

第一节杜牧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杜牧生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晚唐，自幼便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曾注《孙子》十三篇，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挽回唐王朝实际上已不可逆转的颓势。杜牧今存诗500多首，在艺术上各体皆工，七绝尤佳，有不少为人传诵的名篇。深沉的历史感是杜牧诗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常常流露出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但由于杜牧性格比较开朗乐观，所以他的诗中虽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消沉，而是在忧郁中透出清丽俊爽的风调。

杜牧的政治诗多揭露时弊和表达他对现实的关切。代表作有《郡斋独酌》、《感怀诗》、《河湟》、《早雁》等。如《早雁》以惊飞四散的早雁，比喻在回纥侵略者蹂躏下被迫流离的边地人民，表现了对难民的深切体贴和同情，也谴责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漠不关心。此诗通篇采用比兴象征手法，表面上句句写雁，实

际上句句写人，含蓄蕴藉，寓意深刻。

咏史诗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很有特色，艺术上也有创新。一部分采用传统手法，借古喻今；另一部分以诗论史，具有史论色彩。分别以《过华清宫》和《赤壁》为代表。《过华清宫》（其一）通过杨贵妃嗜鲜荔枝玄宗命飞骑千里传送的历史事实，深刻揭露和讽刺了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赤壁》写作者凭吊古迹所抒发的历史兴亡的感慨。作者将东吴在赤壁之战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不是出于军事上的无知，而是借史事一吐胸中怀才不遇的块垒。此诗用笔锋利，英气逼人，充分体现出杜牧诗“雄姿英发”的特色。这一以诗论史的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

杜牧的写景抒情诗也取得很高成就，他既善于用凝炼的语言勾勒鲜明的景物意象，又善于把悠远的情思寄托在具体画面之中。如《泊秦淮》以迷茫朦胧的江边月色和柔曼颓靡的流行曲调，构成一幅色彩凄凉暗淡、人物醉生梦死的世情生活图画，而这一切又从抒情主人公的视听感觉中写出，并引起他对前朝亡国教训的联想。清醒与麻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映射，传达出一种浓厚的忧世伤时的感伤情怀。

《江南春》在具有季节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景物描绘中，自然融进了历史兴亡的深沉感喟。《山行》以清丽的色彩、鲜明的形象描绘出动人的山林秋色，独具匠心的把秋叶比作春花，传达出秋光的可爱动人和无限生机，表现了诗人的英气豪情，高怀逸致。

由于晚唐一蹶不振，个人际遇也不顺利，理想与现实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杜牧于是失意消极，甚至放浪声色、玩世不恭，诗中也有少数轻薄之作，如自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唐以后士大夫追求享乐的浮华习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杜牧诗辞采清丽，风调俊爽。杜牧论文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自云“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的诗歌实践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二节李商隐

李商隐与杜牧齐名，世称“小李杜”。因不幸卷入牛李党争，长期遭受排挤打击，一生多沉沦幕府，困顿失意。

李商隐现存600多首诗，按题材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诗。直接反映现实政治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表现了他对晚唐社会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正义感。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度概括了唐王朝从贞观之治到甘露之变的历史，深刻揭露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分析了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有感二首》、《重有感》反映了宦官大肆诛杀朝臣的“甘露之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赠刘司户蕡》、《哭刘蕡》等一系列作品，表达了对曾在制科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的刘蕡遭贬含冤而死的强烈痛惜和悲愤。《安定城楼》用一连串典故抒发了他遭受压抑的感伤，及忧念国事、蔑视功名利禄的胸怀。于感怀身世中揭示了朋党之争的背景，浸透着深厚的政治内涵。诗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句，因其高度概括了有志有识之士的高远理想，备受人们激赏。

二、咏史诗。按写作主旨可分为两类，一为以古鉴今，一为借古讽今。前一类多选取历史上一些因贪奢荒淫而亡国祸身的帝王为讽刺对象，向最高统治

者提供鉴戒。如《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写隋炀帝因荒淫而失国的历史教训，辛辣地嘲笑了他巡游无度、至死不悟的荒唐行为。《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极为真切地写出马嵬事变时兵荒马乱的情状，在多方面对照与咏叹中谴责了荒淫致乱并且为了保全自己牺牲杨妃的玄宗，讽刺尖锐而深刻，是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后一类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作者借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某些相似特征的艺术描写，达到讽谕时政的目的。《贾生》是其中的杰作，作者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借汉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这一史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才，而“问鬼神”又是针对中晚唐一些皇帝求仙好道的荒唐行径加以针砭。此外，作者从是否关心国计民生来看待人才问题，见解也远高于表现传统的士不遇主题的其他作品。

三、抒情咏物诗。这类诗意境清新，情思缠绵，往往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调，反映了晚唐特定的时代风貌、特定阶层的心理矛盾。在他笔下有落花、枯荷、流莺、鸣蝉、槿花，为雨所败的牡丹等。如《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槿花》：“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再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写水亭秋夜，枯荷听雨，更添相思怀友之情，意境凄清萧飒。《蝉》以秋蝉寄托自己的身世际遇，语极凄婉。这类诗中《夜雨寄北》别具一格，此诗写怀人思归，前两句通过问答和典型环境描写，表现了客居异地的孤寂和深长的思念。后两句紧扣夜雨，另辟新境，将眼前景象当作他日怀想的材料，不仅写出重逢的欢愉，情思的深长，而且用美好的憧憬排遣了眼前的孤独凄凉。全篇使用白描，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含蓄蕴藉，情韵深婉，既有民歌的朴素，又有文人之作的细腻。章法也颇独特，“期”字和“巴山夜雨”的重见叠出形成音调的回环往复。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

四、无题诗。是李商隐的创造。或以“无题”名篇，或借诗的首二字为题，内容或写爱情，或借男女之情而别有寄托。这类诗多用七律，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工于比兴，善用象征和暗示手法，形成绮丽精工、深情绵邈的独特风格。无题向称难解，尤其是《锦瑟》。对于它的主旨，历代诗论家颇多揣测，莫衷一是。有人以为是爱情诗，有人以为是悼亡诗，还有人以为是描写音乐的诗。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作者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首联写因看到锦瑟而产生的联想，引起对逝去的美好年华的回忆；颔联分别用庄子梦蝶和蜀帝魂魄化为杜鹃的典故写自己年轻时虽曾有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却早已寄托在杜鹃啼声中化为一片哀鸣；颈联用沧海珠泪和良玉生烟象征自己的怀才不遇和理想成空。末联收束全篇，与开端的“华年”相呼应，表达了无限怅惘之情。全篇以华美鲜明的形象，丰富奇丽的联想，比兴象征的手法，隐约曲折地表达了难言的隐痛和深沉的哀怨，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般都把它当作爱情诗来读。诗人用比兴象征的手法、细密精工的比喻、回环往复的抒情，真挚动人地表达了封建士大夫缠绵悱恻、隐密难传的爱情生活，堪称描写爱情的绝唱。前四句写离别相思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坚贞；后四句写对女方的深情体贴和对会合的希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联感人至深地写出爱情的缠绵深挚和生死不渝，使执着的感情在濒于绝望中显出无比强烈的力量，所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李商隐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前人曾概括为“深情绵邈”或“沉博绝丽”。具体表现为：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笔下的事物都赋予了作者的性格；以骈文为诗，辞采华丽，音韵铿锵，善用比喻；议论、叙事、抒情与典故相结合。他以意境的深细婉曲和词采的典丽精工创造了诗歌朦胧美的境界，对古典诗歌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诗歌形式上，李商隐也取得很高成就，尤其是七绝和七律。其七绝寄托遥深，措辞委婉，七律是杜甫之后少有的杰作，人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李商隐诗歌的影响从晚唐一直及于清代。

第三节晚唐其他诗人

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张祜、许浑、李群玉、韩偓、韦庄等。他们的诗多以怀古伤今为主题，染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如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中展现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李群玉《火炉前坐》抒发的“多少关心事，书灰到夜深”的感叹，都表明诗人已经体认到历史兴亡盛衰的不可抗拒。韦庄长于叙事，所作《秦妇吟》，长达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客观上反映了黄巢起义时代复杂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作者也因此有“秦妇吟秀才”之称。

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唐末诗人，继承杜甫和元白的现实主义精神，创作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诗歌，旨在对社会进行批判。

皮日休前期多反映理想、揭露时弊的作品，如《橡媪叹》通过一个拾橡子充饥的老妇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晚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满怀对农民疾苦的深刻同情，斥责了贪官污吏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诗风朴实无华，锋芒毕露。后期多闲适酬唱。

聂夷中以怜贫悯农诗著称。《咏田家》真实反映了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希望改良政治的善良愿望。语言简洁朴素，描写却异常深刻具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比喻，生动贴切，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农民的悲惨处境，尤为人所传诵。但作者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显示了他的阶级局限。

杜荀鹤出身微贱，又逢乱世，对民生疾苦有深入的了解。《山中寡妇》通过对山中寡妇悲惨生活的具体描绘，反映了唐末农村土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剥削的残酷无情。语气沉郁悲愤，议论深刻警策，对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再经胡城县》辛辣地讽刺了靠剥削和欺诈百姓得以升迁的贪官污吏，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严酷事实。

唐末诗人还有陆龟蒙、罗隐、于濆、曹邺、刘驾等。罗隐的咏物诗《蜂》是讽刺现实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