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史学习笔记

唐朝文学史

1．唐诗的四个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一，历史学家通常以唐

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

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然而，一方面，唐诗的发展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相

平衡；另一方面，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奥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

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诗史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特殊情况，习惯上把唐诗的发展分为这四个时期。

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初唐余习也。”——清?方苞《书柳文后》

“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

缭绕之间。”——清?魏源《〈诗比兴笺〉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参见词条唐朝。如：他专门研究初唐的政治经济

状况。

初唐的诗歌

创作取向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

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

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上官体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

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

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

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

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

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

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

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

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

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

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

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

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

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

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

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

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

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

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

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

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

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

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

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

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

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

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