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农业史

清代山西农业史

清代山西农业史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以西（太行山之西）、黄河中下游之东、王屋山和砥柱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内）以北、蒙古的丰镇厅和清水河之南。平均海拔800～1500米，称山西高原，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24万多（按乾隆二十七年统计）。其自然地理条件，从整体上看不算优越：境内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普遍气温较低，并且北寒南暖，全年南北气温平均相差10℃多。地表水资源不足，尤其是晋北一带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降雨量不多，旱多涝少（且雨量分布不均），不良的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租佃关系。土地总面积为700.8万余顷，荒山荒地众多，约为654万顷，森林覆盖率不高，只有2万多顷的山地林，耕地面积也仅有53万余顷[1]，农业生产空间欠广。农田以旱地为主，水田很少，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境内北中部产玉米、谷子、高粱、莜麦、荞麦等杂粮，其中太原县还可利用晋水育稻。晋南以产小麦为主，兼种棉花及少量水稻。一、生产条件与耕作习惯省内北部地区，人稀地多，农田面积稍广，中部人地比例较为适中，而南部则显得人多地狭，不足耕种。但北部耕种条件不好，土地

贫瘠，水资源短缺，且山地坡地居多，水土流失严重。中部地区，虽然平地、二阴地居多，但水肥资源仍然不够，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南部一带，相对而言，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综观全省，农业经济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晋南地方，农业生产搞得较好，晋中地区稍差些，北路农业则最为落后。具体地讲，晋南的平阳府、蒲州府、绛州、解州一带，稼禾两年三熟，夏季收了春麦后，种一茬荞麦，或种冬麦，或歇休。如种棉花，则一般为一年一熟。故麦茬地可种花，或于花茬地种麦。再如濒临黄河的临晋、芮城、永济等县，种麦之外，又往往中稻，收获颇佳。割稻后立即翻耕，撒种菜籽，入冬可收油菜、芥菜等。平、蒲地方，人口人口密度大，农户经营农田面积相对要小些，一般为30亩左右[2]。乡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往往取得较好的收成。上述南路的河东地区农民，在进行农业劳动时，比较注重生产技术。通常在夏收或秋收后，要用木犁深翻田土，整理农地。其目的是将稼茬翻入深处，沤烂残技败叶，既可除草，又可得肥源培田。同时，用耱耙打碎土块，熟化土壤，为下年开播做前期预备工作。继之，到春种季节，老农事先翻地，再次熟耰，碎土保墒。对过于干旱的土壤，进行空灌，调节商情。在下种前，或用草木灰水浸种，或用砒霜拌种，防止作物的黑穗病和虫害发生。此种传统办法，行之有效，故当地百姓长期坚持。民间注重水肥作用，在保墒的基础上，

又多加底肥，以畜肥和土灰为主。即一般以牛羊粪做底肥，以猪粪做追肥。其时在江南地方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的农谚，而在山西河东地区以至平阳、霍州一带，也同样有种田须养猪积肥的说法。山西农书曾记到：“豕不放于街衢，亦不可常在牢中，宜于在牢地掘地为坎，令其自能上下，或由牢而入坎，或由坎而入牢，坎内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3]这是晋南晋中地方改散养为圈养，以利积肥壅田的一大进步。锄禾拔草也较为认真。河东地区和晋中一带的农民有一种旱锄的经验，即选择晴天锄地，既利除草，也可松土，“阴雨天入地无利有害”[4]。在庄稼成长期间，通常要锄禾三至五次，一次比一次浅，一次比一次精心。初锄讲究深入，有松土之意，可越往后庄稼长得越高，根浦浅层，就越忌讳深锄了。锄草或锄田，主要是在豆禾、棉花、蔬菜地里进行，麦禾因密植之故，一般不下锄，只是在旱日（晴天）入地徒手拔草，以免伤其根。按其农作习惯，在植物生长期间，要应时施肥、浇水，及时防治虫害。人们有时把烟草茎杆剪成小段，约三寸长，搜入田土里，以其毒性杀虫。或用浸泡过烟草的水，喷洒到棉花或小麦的茎部和根部，以治虫害。乾隆年间，山西地方，特别是晋南、晋中一带农民从实践中摸索灭蝗技术，进而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消灭蝗虫办法——除蝻术。时人声称：“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灭种。”一些地方官在境内提倡于水涸草草枯之时，焚烧丛秽之区；

或于春暖土松之时，集民于生蝗处掘地取卵种。平阳、蒲州、绛州各地积极响应。乾隆十七年（1752年），言官周焘曾将这种经验奏报给朝廷，引起了统治进的重视[5]。平阳、蒲州、解州、绛州地方种植棉花，一般采取穴种，壅肥较厚，采用摘头（打天心）、整枝等一系列技术。并严格控制棉株高度、棉田水分和棉株密度，强调稀科、通风，对田间管理精细。这一套棉生产技术，是明代从邻省陕西引进的，在晋南运用确当，甚至有所发展。康、乾之际，棉花的播种和管理方法又流传到晋中，在平遥、介休效果良好，收获颇佳。晋南地方，在清代不仅认真培育传统的粮食品种，而且于康、乾之际，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最早出产于美洲墨西哥、秘鲁的玉米和出产于墨西哥、哥伦比亚的蕃薯，曾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分别传入我国，先后在江苏、山东等地种植。康熙十一年（1672年），玉米种子引入晋南，试种成功，产量较高。其生产方法逐步向晋中、晋北推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境内陈云、陈燮兄弟俩将蕃薯从河南朱仙镇引入三晋河东，先在解州试种成功，逐步向北推广其栽培技术，使晋中、晋南地方百姓喜获丰收。[6] 晋南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较多，水肥并进，精耕细作、精收细打，往往获得较为理想的产量。通常年景，河东地方亩产小麦2石左右，亩产水稻3石，玉米2石多，棉花50～60斤（皮棉），农业生产水平较高[7]。他们为了改良土壤，

曾合理利用汾水和霍泉水浇灌稼禾。其中在晋南平阳府，洪洞县和赵城县农民本着互利的原则，经过官方许可，采取自由联合的形式，互相协作，合力开发霍山南麓的霍泉水，浇溉两县的农田。雍正年间（1723～1735年），霍泉上有引水溉田的渠道5条：南霍渠、小霍渠、副霍渠、清水渠、丽泽渠（现在称之为霍泉渠），灌溉洪洞县李卫、永宁、湾里等33村土地和赵城县各村土地4.5万亩；到道光五年（1825年），洪、赵两县疏引霍泉溉田面积扩大到7.5万亩，[8]创霍泉水溉田的历史之最。霍泉流量比较稳定，当地人民积极利用，不断开发，使霍泉灌区常获丰收，成了洪、赵一带粮食生产的重心所在。比较而言，晋中地方，耕地稍多，土壤的熟化程度较高，水利条件一般化。农民的耕作技术比晋北好，但却逊于晋南。生产高梁、玉米、黍子、谷子、水稻、莜麦、小麦等杂粮，两年三熟，少数作物如荞麦、蔬菜等可一年两收。水地占15%，旱地占85%，水田亩产杂粮2石左右，旱地亩产杂粮7斗～1石[9]。该地区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属于山西普通的产粮区。晋中的太原县、榆次县、清源县等处的农民，还积极引用汾水、晋水既田，增进地力，提高产量。当地从康熙初年（1662年）开始兴筑汾水第一坝堰——广惠渠（堰）后，沿河各县相继效仿，又逐渐建起广济、广义、利义、天义、天顺、公议等大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