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是摆脱货币政策窘境的不二选择

体制改革是摆脱货币政策窘境的不二选择人民网赵志君 2011年09月02日面临通货膨胀的内忧和外汇储备缩水的外患，为实现经济平稳、协调发展，我国需要从维护本国国民的最高利益和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局出发，全面梳理外资、外贸政策，改革汇率体制，最大限度地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高企，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贷款增长总量均衡和结构性失衡的复杂局面。

受外汇、外资、外贸体制和既得利益部门的多重制约，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难以承担保增长和抑通胀的双重任务。

当务之急是对汇率体制、外资和外贸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和调整，增加汇率弹性，确保我国海外资产的安全。

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确保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把保增长的责任让位于市场和财政政策。

人民币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两难窘境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向社会公开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供给和贷款总量控制指标，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并不理想。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通货膨胀控制指标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控制在3%，实际执行的结果是3.2%，年末高达4.6%。

2011年提高了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将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控制在4%。

然而，上半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延续了去年年末逐月攀升的态势，1-6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分别增长4.9、4.9、5.4、5.3、5.5、6.4个百分点，7月份该指数又创新高，同比上升6.5%。

这使上半年经济学家和有关政府部门关于消费物价指数6月份见顶的预测落空。

按目前的态势，即使未来几个月出现回落，估计全年4%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也难以兑现。

在资产方面，过去两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本来已有的房地产泡沫又放大了一倍，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等一线城市的租售比高达1：600，相当于股市50倍的市盈率。

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由于限购等政策停止了上涨，而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仍然在上扬。

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导致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出现两极分化格局。

在居民方面，拥有多套房产的居民资产迅速膨胀，而拥有存款的居民财富大幅缩水。

在企业方面，外资企业享受国外的低融资成本，坐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好处；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国内的低息贷款和垄断收益；银行部门依靠货币政策造成的巨大利差轻松获取垄断利润；中小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资金成本大幅上扬，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有人甚至认为当前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峻。

在国家层面上，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表现出单边上升的态势，连年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攀升。

欧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家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

在僵化的汇率体制、外资外贸体制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已丧失独立性，对内货币政策被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利益集团绑架，压低存款利率、放大存贷利差，成为损害储户权益、向特定部门输送利益的工具和股市与房地产泡沫发生器。

货币政策的主要特点借用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其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量超过了维持商品和服务正常流通所必要的货币量。

1.货币供给规模过大、利率过低当下的通货膨胀是2009年以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4万亿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

2009和2010年，我国M2的增长率和商业贷款连年突破年初的控制目标。

2009年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新增贷款5万亿元。

然而，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9.7%，超出调控指标12.7个百分点；新增贷款9.6万亿元，比计划多增94%。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规定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为17％，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但实际情况是M2增长18.9%，新增贷款7.9万亿。

从2008年12月到2010年12月两年间，M2从47.5万亿增加到72.6万亿，增幅高达53%，而同期GDP只增长了22%。

因此，2010年和2011年的通货膨胀无疑是历年货币超发的滞后表现。

改革开放初期，M2的增长率比较高，随着货币化进程的终结，M2的增长率应该逐步回落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

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平均在14-15%左右比较合适，超过17%，极易引发通货膨胀。

1991-1996年我国的M2增长率六年连续维持在25.3-24.5%的高位，结果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1997年M2回落到了17%以内，物价增幅也回落到了正常合理的水平。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02年，期间M2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7%。

M2增长率于2000年探底之后，出现了加速增长势头，以每年2%的增幅加速。

2003年达到19.6%，通货膨胀再次抬头，但是由于当时对通货膨胀的认识不足，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不够，既想紧缩货币、又怕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益；既想提高利率，又担心引发热钱冲击，结果错过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良机。

在2005、2006、2007年连续三年M2超常规增长之后，通货膨胀恶化，一年期名义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为负，百姓存款严重贬值。

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当通货膨胀来临时，央行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为时已晚，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外国需求的下降与国内紧缩性货币政策叠加，造成了2008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

2. 总量平衡、结构失衡货币供应和贷款失控凸显了货币政策与外汇管理体制、外资和外贸政策的矛盾。

尽管我国有关部门声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是钉住美元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幅度被控制在狭窄的范围内，无法让市场去搜寻均衡汇率的位置。

从外向型企业害怕汇率浮动的现象分析，汇率低估无疑是他们取得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原因之一。

这种竞争优势虽然对刺激出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发挥了作用，但却为后来我国的外汇储备的购买力缩水埋下了种子。

外贸部门把出口创汇当作自己的政绩，通过出口退税和税收减免鼓励出口，致使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出口企业能够依靠出口补贴存活下来，为企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设置了障碍。

扭曲的体制还刺激了一些不法商人通过非法手段谋利，如家具生产商达芬奇，通过“海上一日游”，即可实现从国产产品到进口产品的“华丽转身”，通过欺骗手段套利套汇，夸大了我国进出口统计。

各地方政府通过保税区、开发区、低价土地吸引外资，也是造成我国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最主要原因之一。

从外汇储备到货币超发再到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可以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途径来说明。

从经常项目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恒等式，贸易顺差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年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我国人民辛勤的汗水凝成的劳动成果（商品和劳务）出口到国外，供外国人享用，同时我们获得美钞。

由于美钞在国内无法流通，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大量以套利为目的的美钞逃避监管非法入境。

商业银行也不愿意持有美钞，而是将美钞去中央银行兑换成人民币。

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每年都多发相当于贸易顺差的基础货币，而贸易顺差对应的商品被出口到外国，即多发的货币没有对应的实物商品和劳务。

这样，国内流通的商品和劳务少于GDP，但货币发行却与GDP相对应，形成了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多的商品之局面，通胀岂有不发生之理？从资本项目看，我国资本管制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导致了资本项目顺差。

按理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初衷是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事实上也的确有外资流入以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的形式进来的，但是，在人民币低估和外资优惠的政策下，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外资为了套利，外资流入并没有相对应的实物资本和技术流，成为货币超发的另一渠道。

由于增发的大量人民币没有对应的商品和劳务对应，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有一重要因素。

为了抑制通胀，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和发行央票回收一部分流动性。

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货币超发的现实，而且会引发很大的结构性矛盾：即外资企业和出口企业造成货币超发，进而导致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受紧缩性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国内民营企业。

3. 货币政策成利益输送的工具如前所述，在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外资和贸易政策下，为维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地在超发基础货币，其数量相当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

按理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回收流动性、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应当是央行的不二选择。

去年以来，央行采取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不断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期减少银行的可放贷资金额度。

在可放贷资金减少时，利率也应该同步走高。

然而，与市场期待的相反，央行对加息表现得过于审慎，致使通货膨胀率连续18个月高于存款利率，实际利率为负，储户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同时，由于大量资金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高利贷和地下钱庄泛滥，扰乱了市场秩序，增加了金融风险。

央行此举，可能有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担心利率走高、国内外利差扩大诱发套利的外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加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其二，目前大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承担了较大份额的保增长职能。

如果利率太高，将加大企业的资金成本，影响企业的经营能力。

其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只能承受较低的利率水平。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被汇率体制、外资外贸体制、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所绑架失去了独立性，担当了为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国民财富再分配的工具。

中央银行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无法完成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任务。

体制改革是摆脱货币政策窘境的不二选择1.成立外汇储备收益专门基金。

定期向年满18岁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派发外汇储备收益所得，用于通货膨胀生活补助金。

其理由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令中国人民银行增发了大量基础货币，引发通货膨胀，全国居民共同承担了通货膨胀的成本，应该对全国居民进行补偿。

这种做法在香港已有先例，港府打算从今年9月1日开始，透过银行及邮局进行登记，并在年尾开始向全港610万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

2.对全国居民储蓄账户进行保值补贴。

由于货币当局担心提高利率引致热钱流入，增加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压力，置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使储户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国家可参照1994年应对高通货膨胀的做法，对2008以来的储户进行储蓄保值补贴。

3.严格执行货币发行控制目标，选择非对称性加息。

严格执行控制目标事关政府货币政策的信誉。

目前存贷款利差过大、利差过大是储户的损失，也是银行系统30%-50%的利润增长率主要来源，还是银行业老总们动辄千万年薪的政策基础。

通过非对称性加息，适当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既可缩小银行业垄断利润，又可保护储户利益，也兼顾了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利益。

4.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前，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的区间范围内波动，有助于发现均衡汇率的位置，逐步建立以市场均衡汇率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