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游戏说对艺术起源研究的启发

席勒的游戏说对艺术起源研究的启发

200年前，弗雷德里希•冯•席勒，这颗伟大的德国头脑，在瑞士的湖光山色之间，重新与大自然合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席勒这样的伟大精神的力量，是不需要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纪念的，因为他的精神是不死的。毋宁说，席勒的思想就像DNA，200年后的今天，这种思想的遗传物质仍然活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并且我们相信它还将活在我们的子孙的意识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打着纪念他的去世这个旗号，聚集在这里的原因。

正如新物种的起源在于基因突变一样，思想领域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席勒关于游戏与艺术的关系的思想，也要经历这种突变才能在新的生命形式里得到生存。现在我准备以我浅薄的理解，来解释席勒这一思想在哪些方面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在哪些方面或许是错了，以及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与误解。我的基本观点是：首先，在关于艺术起源这个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游戏说”要比“劳动说”或其他学说占有明显的优势。其次，虽然“游戏说”对艺术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很有帮助，但它不是关于艺术起源问题的学说，虽然席勒以及后来的不少研究者认为它是。毋宁说，儿童的自发性的游戏就是艺术；我们有理由推断，在人类的儿童期，即在文化进化的某个时间段上，存在相当于儿童游戏的那样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也不是艺术的起源，毋宁说那已经是艺术的真实存在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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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大家有一个一致得令人惊讶的共识（我并非暗示人人都享有这一共识）：即艺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定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先决条件；因此，在人类文化进化史的早期，必定存在着一个人类已经存在、但艺术尚未出现的阶段。这种看法是成问题的。种花是需要肥料的；但是，即便我们只有一堆粪土，如果我们缺少一粒花种子，这堆粪土上也决不可能自动长出一支玫瑰、郁金香或者什么别的花来。同样，单从经济的积累中，我们也永远不可能找到艺术之花的种子来，这是因为经济和艺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席勒认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能从精神的必然而不能从物质的最低需求接受规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无情的区别，起码表现在德国的另外一位更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关于美的无功利性学说当中（这种学说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对艺术的本质的理解上）；这个与关于艺术起源的劳动说是针锋相对的学说，非常奇怪地，同样在我国的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我们至今仍然把艺术和政治、宗教、哲学、科学等等项目并列起来，并把它们看作意识形态的一些部门。由于斯大林发表过关于语言的一篇论文，语言早就被免于划在这个系列里，尽管我们在几十年前仍然相信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斯大林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把语言看作超越于经济和阶级的、把人从其他生物当中甄别出来的那个人性的特色最鲜明的一个方面有什么不正当。乔姆斯基把语言能力看作具有生物学性质的一种人类遗传属性，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的范式和基础。时候到了，或许艺术也将很快获得语言在目前已经享有的这种地位。我们都记得，意大利的哲学家扬巴蒂斯塔•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描述文化的起源状态的时候，完全把语言和艺术看作二而一的东西；他的追随者克罗齐以夸张（未必不正确）的方式主张语言和艺术、美学和语言学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这一观念，在我国的学术界几乎被当作胡言乱语给打发掉了。但它也许是正确的；不过，现在不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

美学上的实践派把艺术的本质落脚到劳动或实践的基础之上，就自以为稳稳当当站在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这是因为，如果不把劳动或实践理解为人类有意识的自主活动，那么劳动或实践这个概念将失去全部的理论价值；也就是说，把劳动或实践（如牛耕）看作“纯粹的物质活动”不但毫无根据，而且是对劳动的侮辱。蜜蜂是忙碌的，但它们不劳动，不实践；如果我们认为蜜蜂的活动是劳动或实践，那么按照原来的假定，我们将得到结论说蜜蜂也正在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己变成具有人性和艺术的存在；但这明显是荒唐的。因此，只有把在人的意识指导下的人类的身体活动称作劳动或实践才是正当的。不事先想象到石器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使用它，使用它又有什么结果，第一个石器的打造便不可能发生。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人类的意识才决定人类的身体活动是劳动或实践。因此，结论是：人的意识决定身体活动成为劳动或实践（这是对的），而劳动或实践创造了一种有意识的动物即人（这是很可质疑的）——典型的循环论证。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循环中，起决定作用不可能不是意识，意识始终是一个前提。我们应该承认把这个循环论证叫做“唯物主义”，有多么不恰当，又多么出乎实践派美学家的预料之外。我们发现这个循环论证是一个自绝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圆圈，即人是人自己造的，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这种思想的最恰当的名字就是“唯心主义”。

实际上，把这个封闭的循环和进化论连结起来是非常容易的，那就是承认：决定这个圆圈存在的那个意识的能力，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当然是意识能力的一种）是生物学的。我们认为，艺术能力或许和语言能力须臾不可分，或许也是生物学的。因此，艺术并不起源于已经以意识为先决条件的劳动或实践。

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文化或意识的具体情况，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标签：“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我料定，必定有人条件反射似的照着老习惯把这顶帽子送给我。请允许我提醒他们这么一个事实：他们和我一样，都有一个肉身；他们和我用来思想的大脑，明显是一块物质，这块物质的结构和功能，是我们身体中每个细胞都含有的DNA决定的；否则，那团物质将不是“人”脑，而是什么其他动物的脑子。黑人和黄人按照自己设立的标准，声称他们比白人更优秀（虽然历史事实与此刚好相反思想和行为更扎眼而丑恶得多），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达尔文本人从来不曾这样认为，这也不是他的理论的逻辑结论。如果我们说，我们会说话、会做诗、会唱歌、会游戏的能力本身是生物学的，这就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说我的宠物狗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能力，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我的狗未必对我这说法表示不满。人类徒劳无益地企图斩断自己和生物进化史的联系，以为人性和文化全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其他什么法术造成的人工品，这仅仅是人类的狂妄自大而已；这种自大狂的最极端的表现是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如此受欢迎的命题；它在学术上的名称是“文化决定论”——一套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暗藏着作恶潜能的思想观念。我们把艺术能力归为一种生物学属性，意思并不是说贝多芬的那首以席勒的诗篇为词的《第九交响曲》的内容是生物学的，而是说贝多芬的音乐能力本身是生物学的。而音乐文化，就是这种生物学的音乐能力的外在而具体的表现。

我相信仍然有人争辩说：艺术是社会活动，因此产生于社会当中。

我的回答：虽然霍布斯认为人群和狼群无异，我却相信人类社会并非像狼群那样一种组织，那么社会又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社会是有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