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汉籍英译模式探究

中国文学走出去——汉籍英译模式探究-汉语言文学

中国文学走出去——汉籍英译模式探究

李平黄慧

摘要：汉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中国典籍外译数量不少，然而受读者欢迎的、至今流传的并不多。本文通过归纳分析五种汉籍英译模式，探讨这些模式的成功之道。译者是成功翻译的决定性因素，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几乎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

关键词：翻译模式译者创造性读者

一、引言

中国的汉籍翻译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外国人（天竺游僧、支谦等）翻译→中外合作（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中国人翻译。汉译外似乎在走类似的路线：外国人（耶稣会士）翻译→中外合作（中国人翻译，外国人修改）→中国人翻译。早在1974年，余光中（2000：81）就呼吁：“汉学英译，英美学者已经贡献不少，该是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了。”1990年12月第一届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提出“重视汉译外，此其时矣”（贺崇寅，1991：1～2）。2003年，笔者曾批评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关注不够，缺乏主动”（李平，2003：171）。如今，正如汪榕培所言，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2007）——继《大中华文库》（中英对照）系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2004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8年开始“国剧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国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更大规模、更多投入，在更广领域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继续加大对国际出版合作的扶持和资助力度，积极促进中国文

化和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二、汉籍外译模式

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Graham）曾经对中国译者的汉英翻译水平很失望。他说，在汉英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潘文国，2004：40）。潘文国反驳道：“中国的译者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西方的译者也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大家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竞争。先验地规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是不可取的。”（潘文国，2004:41）。实际上，纵观几百年来的汉籍外译，我们可根据翻译主体的构成，大致将其分为以下五种模式：

这些模式以译者的影响力为主要依据，同时这些译者的翻译生涯基本结束。

以上五种模式中，毋庸讳言，第一种模式在西方影响最大、人数最多。因为几百年来，汉学家和来华传教士一直是汉籍外译的主力。翟理斯（Giles）、理雅各（Legge）、韦利（Waley）等人的译作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引用和参考。在中国，目前以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影响最大。但是，辜鸿铭对这些汉学家的译作并不满意，认为他们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不但误解了中国文化，而且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辜鸿铭，1996：345）。为了消除这些偏见，辜鸿铭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从而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翻译典籍的历史。他先后翻译了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林语堂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遣词用字，皆属上乘”，“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Ku，1977：9）。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当时确实难有其二。后来的中国译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立志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林语堂。

第二种模式中，林语堂是最出类拔萃的。如《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英翻译方面中国出现了几位先驱，如苏曼殊和辜鸿铭，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类翻译才产生了一定影响（Hung Pollard，2004：372～373）。”在林语堂的翻译生涯中，汉译英要远远多于英译汉。据笔者统计，从1930年到1971年，林语堂共编译了14部著作（汉英词典不计），其中7部在美国出版（另7部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论英语水平，林语堂也许不如辜鸿铭；然而，论译著的普及率，林语堂则胜过辜鸿铭。这与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无关系：辜鸿铭是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而译，希望他们读过译作之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辜鸿铭，1996：346～347）；而林语堂是为西方普通读者而译。结果，都达到了各自目的：辜鸿铭的译作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流传，而林语堂的译作在西方普通大众中畅销。林语堂模式的译者包括辜鸿铭、王际真、熊式一、张爱玲、刘殿爵等，只是其他译者没有林语堂的影响力大。

第三种模式是一种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的模式。

绝大多数翻译的问题都是出现在原文理解这一方面，在这个方面，作者拥有其他译者无法相比的优势：比任何人更了解原文的内容以及原文写作的目的，而且作为作者，他还可以根据目标读者来调整内容；而外国译者拥有译语表达优

势。因此，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汉籍外译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老舍与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该英译并不是由译者浦爱德独立完成的，因为她只听得懂但看不懂中文。老舍先对小说进行修改、删节，然后用中文口授给译者，在小说出版之前又由出版社再次进行了删节。这个译本比较成功，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陈建功的《找乐》也是一个成功译例，莫言的作品在国外畅销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该模式。

第四种模式是中外译者合作模式。事实证明，“中西合璧”——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合作（如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沙博里与夫人凤子），各取所长——较“单兵作战”的方法更佳，译出了大量高水平的译作。

第五种模式是中国本土培养的译者模式。这种模式以许渊冲为代表，目前中国不少汉籍外译都采取这种模式。这些译作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本土培养的译者翻译，由中国人编辑，在中国出版销售。

相比之下，前三种模式的译著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比较受欢迎，而后两种模式在国内图书市场比较畅销。杨宪益夫妇翻译了大量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海外汉学家为此深感惋惜。

三、不妨学学林语堂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不妨学学林语堂。林语堂很早就提出了“译者对读者的责任”，后来汉斯·弗米尔（HansJ. Verm eer）在翻译“目的论”（S kop os The ory），尧斯（H a n s R . J a u s s）在“接受美学”（R e c e p t i o nAesthetics）中都有涉及，可见中外翻译家对此早有共识。

从林语堂英文创作环境看，他可以说是最早接受“语言、出版、市场”三座大山考验的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国”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