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

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2011-04-19 18:04:38洪振强艾险峰【英文标题】On the Conceptual Recognition of International Fai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作者简介】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艾险峰，武汉体育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9）【内容提要】清朝灭亡前的半个世纪里，时人有不少关于博览会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即先是从“博览会”本身出发，认知到了博览会的“炫奇斗异”及其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和奖材励能的作用，再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认知到了兴办博览会事业，能兴发商利、开展商战，能启发民智、劝兴实业。

晚清社会的博览会认知是层层深入的，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和“自省”倾向。

其背后有很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对博览会上中国落后的深深忧虑，其次是在承认和审思中国落后的基础上，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大兴博览会事业，以此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这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晚清社会博览会认知民族主义发源于西方的博览会传到中国，晚清亦称之为炫奇会、赛奇会、赛珍会、赛公会、聚宝会、劝业会、陈列会、博物会、雅物会、考工会、劝工会、物产会，等等，一般统称为赛会。

从1860年代，晚清就开始有关于博览会这个新鲜事物的言论，既有时人参加、观览、举办博览会时所兴发的感知，也有直接关于“博览会”的论述。

这些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

就笔者所知，目前对晚清社会关于博览会的认知从观念上进行过探讨的，只有马敏、赵祐志两先生，前者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认为其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

[1]后者研究了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态度，认为其经历了由疑惧到接受、由炫奇到商战、由邦谊到商利、由惯例到章程的转变过程。

[2]但二者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晚清时人有关博览会的论述，重点探讨晚清社会认知博览会的角度、演化历程、特点，进而分析其思想和情感动因，以期有所裨益于对晚清社会思想的认识。

一、以“博览会”为本位：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增长识见与奖材励能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时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交上设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比以前有所开放；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开展洋务运动，大兴机械，引进西方格致之学，“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P4498)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西之间虽然时有战事发生，但总体是和好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时人开始接触到“博览会”，除感受到了博览会所展示的“新奇”之外，还认识到了博览会本身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扩充贸易与奖材励能的作用。

第一，炫奇斗异。

这是晚清时人对博览会的第一感观。

最早留下有关博览会文字记载的是王韬，他在1867年到法国时正好遇上巴黎世博会，参观此会后，他称之为“聚珍大会”，发出了“珍禽瑰物，奇形异状，皆属未经目睹，始知土地间所产，有不可以寻常意计测者”的感叹。

[4](P92)最早系统留下有关博览会记载的是李圭，他在1876年观览美国费城博览会后写就了《美会纪略》，录入其著的《环游地球新录》之中，他称该会为“赛奇公会”，“广集天下宝物、古器、奇技、异材，互相比赛”，感叹参观此会“如入五都之市，万宝杂陈，已觉心目俱骇”，各国所陈之物“种种奇巧，不可思议”、“种种奇异，不可以理测之”。

[5](P201、202、205、220、221)第二，增长识见，推广贸易。

晚清时人对博览会的“新奇”感叹，并没有视之为炫耀的鄙薄之意，更多的是佩服，认为“新奇”之物“藉以增长识见，盖非徒以益夸炫、耀观瞻也”。

[4](P93)“（博览会）非以夸奢斗巧，实以博见闻，扩知识，一以觇邦国之藏富，一以勉人力之溥存也。

”[6]1872年，有人认为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可以“遍览宇宙中之珍异品物、新奇器具”，可以了解各地物产风俗、人之智巧，从而可藉以“广增贸易”、“加精技艺”。

[7]李圭说得更明确，他认为博览会“志在联交谊，奖人材，广物产，并藉以通有无”，“举天下之奇技异能，与夫万物之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毕萃一所，由是择其善者而用之，斯罔弗具，亦罔弗当。

”“交谊之好尚，人材之众寡优劣，物产之美恶盈绌，了然于前，然后益求其交谊何以敦而固，人材何以用而效，物产何以聚而备，并己国之人材亦因益以淬厉，物产亦因益以富庶。

”[5](P203-204)这些看法已折射出时人认为博览会能传播新知、发达贸易，因此，观览博览会，“胜于终身周历寰区也”。

[8]第三，联交睦谊。

晚清朝野都认识到了通过博览会能联交睦谊。

1873年，晚清政府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是为了“昭示和睦不二之谊”。

[9]1897年，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参观费城商务博览会之后，认为博览会“以商务相联络，即所以敦睦谊，固邦交”。

[10](P32)1905年商部在咨订出洋赛会章程时，认为举办赛会“非但为振兴商务之基，亦藉为联络邦交之助”。

[11](P318) 民间亦是如此，有人认为参加世博会“实于中西交际，大有裨益，……而和好于以日敦矣”。

[12]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时，有人劝导中国商人赴赛，说赴赛“诚所谓罄贺忱而敦友谊，实属不可少之举也”，[13]即使留美幼童都认为“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

[14]但民间所说的“交谊”不仅仅指邦交，更多指民间友谊。

1897年，维新人士刘桢麟认为博览会有“联交谊”的好处，“若开此会，使吾华绅商日与彼族相处，狎其人情，知其趋避，公私融浃，嫌怨自释，遇有交涉，因势利导，国家不致因恫吓而受吃亏之害，而商民既通于外情，亦不易寻端弄衅，以贻国家之忧也。

”[15]实际上，他认为举办博览会能使中外国民，特别是商民和睦相处，能和平处理纠纷，进而利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和好。

第四，奖材励能。

“材”和“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器械为标志的格致之学，因此，时人对博览会上的新式器械介绍甚详，大多认为通过博览会能激发人之巧思，从而推动格致技艺的提升与发展。

格致之学就是近代西方所言的科学。

在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之时，更多强调机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认为西方器物文明的进步主要源于格致之学的发达，而格致之学的发达又与赛会有莫大关系，“西人工商之进步，出于格致之精益求精，实出于赛会之有加靡已。

格致内也，赛会外也。

赛会者，所以提全欧之精神，而使之一振，所为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是也。

”[16]早在1872年，时人观览日本举办的“赛工比物之会”后，认为此会能“广见闻，备器械，精格致，斗智巧”。

[17]简短数言，言明了赛会通过比较器械来斗智巧、精格致的真义。

1875年，有人十分强调通过博览会发展以机器为外在形态的格致之学的重要性，认为泰西各国通过赛会，进行比较，能兴发竞争，启发“巧思”，使得格致之学“精益求精”，机器制造业也因此日渐兴盛。

因此，他极力劝华商赴赛费城博览会，“多使士商百工送物赴赛，广其眼界，开其心思，视机器各件之尤有利益者，无论巨细，宜凑股购回，效而用之。

”[18]1897年，为了让国人明确如何赴赛才能发达制造技艺，有人详细述说了怎样通过博览会进行比较而兴制造，认为西国举办博览会，汇聚各地物产，“欲知其水土之宜否也，则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欲辨其制造之巧拙也，则各饬其材，各庇其工；欲知其货财消长之数也，则岁有会，月有计，比较而求之；欲知其民俗好尚之不同也，则若输入，若输出，参互而考之。

一物之列肆也，表其功用，记其价值，详其所出之地，述其所造之人，而有绘图以显之，说帖以明之，盖其事事征实而不惮烦也。

”[19](P12)二、以“中国的问题”为本位：兴商而战与启智劝业中国初次接触博览会所认识到的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奖材励能，贯彻整个晚清，但这样的认识是对博览会的表象认识，只停留在“博览会”层面，虽然受洋务运动购机械、办军工民用产业的影响，涉及到了博览会能传播格致之学的一面，但还是没有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体认博览会。

约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人开始采用更加实用的眼光，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角度，倡议中国也举办博览会。

首先是从商利思想出发，认为博览会能互通有无，能调剂盈虚，利于相互比较观摩，进而开通利源，繁荣市面，发达生意，最终促使商业兴盛。

1880年，有人认为博览会能繁荣“地方生意”，“凡物之有大利益而无人知之者，或指而示之，则从此可以获利”，因此建议在上海等地举办博览会，“足以通有无而裕利源也”。

[20]1897年，刘桢麟写专文呼吁中国举办博览会以发达商务，认为赛会有八利：“联交谊”、“扩物产”、“奖人材”、“察商情”、“广贸易”、“增关税”、“兴商地”、“除积习”，而“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

[15]郑观应更是直言“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

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

[21]陈炽也认为“赛会一事，实扩充商务之本原”。

[22]时人还认识到了博览会发达商利的具体方式，即通过活跃市场，给商家店肆带来实利。

博览会期间，“国中舟车之公司，歇宿之逆旅，饮食之馆，担负之夫，无不同沾余利，利市三倍。

”[23]“远近来观，几成人海，因而茶楼酒肆客店佣居异常隆盛，且朝夕游人沽票登场，所入之资，亦以千万计，由此观之，则赛会之设，实兴利之一端也。

”[24]以上主要是针对博览会具有兴商的作用而言的。

那么兴商是为了什么呢？约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晚清士商更多地认识到，通过博览会能振兴工商、收回利权，能更有利于开展“商战”。

这使得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深深打上了“利权”思想和“商战”思想的时代烙印。

1893年，有人认为举办博览会能把全国物产“陈诸会内，使人一望则知，若者可广为行销，若者可精其制造，细加评品，务造精微，他日转运出洋，利权独擅，则从前银钱之漏出者，此后可逐渐收回。

”[25]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时，政务处外务部官员认为赴赛“意在鼓舞商业，挽回利权”。

[26]四川主事卞鼐把通过赴赛来发达商务、挽回利权的主张表达得更为透彻，他认为，“川产繁富，不能制造，坐听外洋之货充塞，利权旁落，漏卮无穷，若不设法振兴，将来工商必有失业之时，……考察造纸、炼糖、制造纸卷烟、毛革，……易讲求兴办，挽回利权，而塞漏卮之大端，并考察外人嗜好，察其应用物器，可以川中材产照式创造者，将其器物或影照或图绘，归而提倡。

考察之道，不外仿造，以抵制外来之货，创造以求合外人之用，使川中物产不致仍前废弃，利源外溢，斯赴会宗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