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曾国藩作的挽联

李鸿章为曾国藩作的挽联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病死，李鸿章曾作挽联哀悼：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这副挽联对曾极尽褒扬，自是他政治立场所决定。因李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追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这二人都是庸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挥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他自己所拟订的统筹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有效，因此方能使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心狠手辣，着着进逼，终于扼杀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没有深谋远虑的手眼，那他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的碌碌，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打仗本领。

这副挽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手腕的事实。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可说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一步，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之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两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第一件事，据说李鸿章居曾幕时，尝为曾国藩起草奏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当时曾国藩因为翁同书对练首苗沛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因为翁同书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才能使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项，实在很费踌躇。他最初命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也说不妥当周匝。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李稿不但文意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激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自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第二件事，则是李鸿章表现在力争李元度不应被奏劾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此事见于薛福成的《庸庵笔记》：

“既而文正（指曾国藩）进驻祁门。傅相（指李鸿章）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退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文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迳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傅相乃束装赴安庆，文正复延入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李元度之于曾国藩，不但是同时在湖南办团练的伙伴，而且曾处曾幕五年，后来又追随曾国藩战赣东皖南各地，劳苦备尝。所以李鸿章以为曾国藩为了顾及二人之交谊，决不可以秉公奏劾。但曾国藩却以为“行法当自贵近始”，如果李元度违令失机之罪可以不究，将来人人效法，湘军的军纪如何还能维持？所以曾国藩站在法的立场，以为决不可以因私而害公。曾国藩虽然在这件事情上不曾对李鸿章让步，但对于李鸿章之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持自己立

场的刚毅性格，还是非常欣赏的。试看他在一年之后去信邀李鸿章再度入幕，又复“礼貌有加于前”，遇有“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就可知道李鸿章此时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较之一年以前又增进了不少。所以然之故，自然是由于他欣赏李鸿章的性格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所指的也就是这件事。可知曾李相知之深，这件事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