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6

史官文化的次生形态
史官之职虽然产生于殷代，但此时的史官由于刚刚脱胎于
巫祝之官，故而尚不具有后世“史，记事者”的功能。尽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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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代文献中，往往把掌有藏书、作书和读书之职的史官，
上溯得非常久远，如所谓“史官之建，其来尚矣。昔轩辕受
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又如所谓“史官肇自黄帝有之，
自后世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等等；但是，这些
显然都是后人根据当时的史官职掌而对上古所作的推测，并不
一定实有其事。清人崔述对此论述颇详。其《考信录提要》卷
下《补上古考信录》云：“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
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
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 ’。后之儒者
皆遵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
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后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后以
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崔氏
把文字和历法看作是史官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可谓抓住了问
题的关键。从现有材料来看，职掌藏书、作书和读书之责的史
官，出现于周代。《周礼》卷一《天官冢宰》疏云：“史，
掌官书以赞治。”同书卷六《春官宗伯下》对当时史官的类别
及其职掌更是条分缕析：“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
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
焉，不信者刑之。??小史：掌邦国之治，奠世系，辨昭穆，
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
令，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
曰予，八曰夺，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外史：掌书外令，
①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一，《职官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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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四方之治，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御史：
掌邦国都鄙及万世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在
周代的史官制度中，除上述诸史之外，尚有以左史、右史名之
者。如《礼记玉藻》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是也。其实，左史，也就是内史，而右史则是大史（太史）。
这一点，清人黄以周考证甚详。其《礼书通故》卷三十四云：
“《大戴礼盛德篇》：内史、太史（即大史引者），左右手
也。谓内史居左，太史居右。《觐礼》曰：太史是右。是其证
也。古官尊左，内史，中大夫，尊，故内史左，太史左。”
在周代，不仅中央政府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都备有
史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

公十三年，初有史
以记事。民多化者。”秦文公十三年，即公元前年，当时秦
国还十分弱小，但已有史官的设置。在一些分封较早、文化较
为发达的诸侯国之中，类似的史官肯定早已存在。据《左传》
记载，当时齐、卫、晋、鲁、郑各国均有太史（大史），晋、
楚、秦等国则有左史或史；此外，鲁国又有外史，齐国还有南
史，等等。这些虽然都是春秋时的情况，但结合前引《秦本
记》中的记载，则西周时各诸侯国均设有史官，当是无庸置疑
的事实。尽管各封国内史官的名称不尽一致，但是其职掌却是
互通的。一般说来，他们的职责包括占卜、记录宫廷事件以及
保存政府档案等。
值得注意的是，与商代的史官相比，周代史官的职掌却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总
①《礼记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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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化氛围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刚刚脱胎于神官巫祝，从而
使得商代史官在总体上依然以神官的面目而出现，并以沟通天
人为其职责。但是，到了西周，情况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
所周知，周族与商族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两者的文化精神也是
大相异趣的。据《礼记表记》记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
近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礼记》对商、周文化精神的分析，
可能包含了后世正统儒家“亲周”的思想成分；但是，两者基
本的文化精神的分野，还是有其他文献可以印证的。如《尚
书康诰》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惟命
不于常。”同书《君奭》谓：“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
又，同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
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如果说殷人的精神信仰完全维系在虚玄的天界；那么，周人的
精神寄托却已牢固地伸延到人世间的土壤。在周人看来，殷人
举措必问的天、帝、神都是靠不住的。那么，他们所依靠的又
是什么呢？《尚书文侯之命》云：“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父义和，当克绍乃显祖??追孝于前文人。”《追簋》云：
“用享孝于前文人。”《兮伯钟》云“用追孝于皇考已伯。”再
如《仲父盨》亦谓：“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邢侯簋》云：
“克奔走上帝无终，令于有周追考。”显而易见，在周人的心目
中，可以依靠和依赖的，唯有自己的皇祖、文考。这样，人们
也就用不着花费心思到天、帝、神那里去左占右卜了，只要能
够追孝、崇拜自己的先祖，生死便有所寄托，希望就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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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的也能够

达到。
由此看来，周武王伐商，不仅实现了商、周政权的交替，
而且还推动了商文化与周文化的冲突与交汇。正是在这一冲突
的过程中，萌生于定居农业时代的祖先崇拜，在西周时期获
得了极大的发展，并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宗庙祭祀制
度。于是，原有的上帝崇拜和天神信仰只好退居其次，并日益
受到冷落和寂寞。
在这一总体的文化氛围中，西周的史官开始撕破殷商以来
那种天官、神官的神秘面纱，把目光凝聚到人世间的生生死死
之上。据《周礼》卷六《春官宗伯下》记载：“大史??正
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
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常位。
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大
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谥。
凡射事，饰中舍算，执其礼事。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
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
之丧，赐谥读诔。??内史??掌叙事之法，受内访，以昭王
听治??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御史??掌赞书。”如果把这段记载与下面的有关材料对
读，则不难看出周代史官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后世史官的联系与
区别。《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云：“考功郎中、员外
①根据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祖先崇拜是与扩大家庭占重要地位的社会
结构相联系的，这种社会以定居农业为基础。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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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
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
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唐会要》卷七十九载：“旧
制，诸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左史录行状，申
考功，考功责历勘校，勘校下太常寺。”又《通典》卷二十三
《职官》曰：“武德初复为考功郎中，龙朔二年，改考功为司
绩，咸亨初复旧。掌考察内外百官及功臣家传、碑、颂、诔、
谥等事。”可见，周代的史官不仅具有藏书、作书和读书的职
能，而且还包揽了后世由考功郎中、员外郎、太常寺卿等诸多
职官所料理的事务。
从周代史官在祭祀过程中“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在
丧葬过程中“执法以莅劝防”，在“大会同朝觐”过程中又
“以书协礼事”等情况来看，从他们与后世考功郎中、员外郎
及太常寺职官的联系来看，周代史官应该属于仪礼官的范围。
因此，与商代史官的天官、神官特质相比较，周代的史官在文
化形态上无疑又前进了一步。尽管他们尚没有完全割断与天
官、神官的联系

；但是，他们既然以担当仪礼为职责，以关注
人间生死为目的，那么，他们在总体的文化特征上，必然要向
。“人事”世界不断逼近
由于西周时期的史官直接参与王室的宗庙祭祀，并在祭祀
的过程中“ 与执事卜日”“，执书以次常位”“，以书叙昭穆之
①研究周代官制的学者也认为，西周以太史为代表的史官“是一种兼管
神职与人事”的职官。详见张亚初等：《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
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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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簋”，故而，他们才是今天意义上的史学活动的最早实践者。
众所周知，周代因祖先崇拜而产生的宗庙祭祀制度，不仅有着
大宗、小宗等次序之别，而且还有着不同时令季节各有所祭的
严格规定。现存先秦时期的各种编年史，如《春秋》和《竹书
纪年》等，均严格依照各统治君主在位的次第以及时令季节的
顺序来编排史事，因此，他们一定是由史官在执行宗庙祭祀时
所作的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周的史官对中国史学所作
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编年体的“年代学构
架”，而且还在于他们在执行宗庙祭祀时所作的有关记录，为
后来编年体、帝王本纪、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和实录等史学
著作的编修，提供了极其贴近的参照。
此外，由于西周时期的史官还考察文武百官的政绩，并在
他们死后“ 读诔”“、赐谥”，因此他们也是后世人物传记、人
臣行状以及有关丧葬文字的始作俑者。中国现存的人物传记，
是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作的七十列传；但是，其文化
。的源头显然是由周代的史官所开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