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翻译大家

鸠摩罗什

后秦僧人(344-413)，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

大师。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

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

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开设译场。

译经方法：

1.推崇意译

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准。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僧肇评他译的《维摩诘经》“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即是“信”；“其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即是“达”；在“信”、“达”之外，罗什还要求译文雅正，以便阅读。

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

2.删繁就简

罗什临终向众僧告别时说：“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300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

3.摒弃“格义”

在罗什之前的译者，往往以中国玄学唯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佛经，因此经常借用玄学名词来译佛学概念，释道安反对这种“格义”的方法，罗什译经则完全摒弃“格义”，付出不少心血去创立佛教专用名词。

罗什在翻译时，通过采用汉字音译等方式，重新定名，改掉了以前译本中直接援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念术语，从而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基本上还了佛典的本来面目，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作。

“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新造词语来表达原典的意义，无法翻译的就用音译。

其翻译的《法华经》被宋僧赞宁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贡献：

对文体的改革；通俗化，口语化，又富含文学色彩；韵文部分的翻译；韵散结合；音译；提倡译者署名，以负文责；订正“旧译”；

首次将印度佛学经典按照原本直接介绍进中土；

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为佛经四大翻译家；

鸠摩罗什不但要译出原意，同时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推翻道安认为应以古朴文体为本的理论；

彦琮

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

彦琮一生共译经22部，约达万卷。

他每译一经，必制序，述事于经首。为了给译者制订规范，他以多年实践经验，论定了翻译外藉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此外，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1、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

2、《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道德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

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

（一）“诚心爱法, 志愿益人, 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 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 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其备二也。”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 笑厌恶。

（三）“鉴晓三藏, 义贯两乘, 不苦暗滞, 其备三也。”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 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 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 其备四也。”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 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要求译人心脑宽和, 虚心好学, 不固执己见, 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 淡于名利, 不欲高炫, 其备六也。”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 不贪图名利, 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 乃闲正译, 不坠彼学, 其备七地。”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 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 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其备八也。”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 熟悉文字的使用, 保证译文通畅典雅, 忠实谁确。

第一、五、六这三条, 特别泣重翻译人员的思想修养, 可谓深探本原。“八备”的核心是要求翻译力求忠实, 而要做到忠实,译者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一定的汉、梵文的修养和造诣。

“十条”即：“字声一，句韵二，答问三，名义四。经纶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这些翻译原则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语言、文字和音韵知识，也涉及了佛家弟子的基本能力和专业修行。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四哥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1877年（光绪三年），他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中国人。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为连夜赶译俄国发给清政府的一封七千字的长电，他因身体过于疲惫，引发热疾而终。

主要著作：《适可斋记言记行》、《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马氏文通》，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全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

中国翻译的五个时期:

1.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

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欧洲宗教、哲学、科学等“西学”）

3.鸦片战争至五四前（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

4.五四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列主义思想和世界文学的传播）

5.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科学、文学，教育）

马建忠的翻译原则——善译

历史背景：

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冬向清政府上书《拟投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辱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

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

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

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

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现代翻译理论的等值原则与善译:

等值原则：指译文与原文之间，在语符、语义、语用三层次上求取最大程度的对等，从而使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一样尽可能感受到相同的效果。

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语符等值（直译）

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语义等值（意译）

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语用等值（修辞层）

善译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等效”论十分相似。

学者对其评价：

1984年，译审兼作家罗新璋先生撰文道：“有文章说，严复是近代第一个探讨翻译理论的人，此说不甚确切。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写于1898年，而早在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已提出善译的问题”。

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的定位时说：“从徐光启、马建忠、严复、梁启超、林纾开始，翻译就被视为救民族与危难的文化战略武器”。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1997)“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