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芒果街上小屋》族裔文化叙事策略

解读《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族裔文化叙事策略摘要从族裔文化视阈探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文化建构和叙事策略，小说展示了美国墨西哥裔女性举步维艰的移民生活和身份困境。

小说运用交互参照和原型解构的叙事策略，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原型对立模式，建构了丰富而深刻的族裔道德和伦理的自我维度，体现了墨美女性对于族群身份的追寻和斗争。

关键词：交互参照原型解构族群身份《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少数族裔女性经典成长小说。

小说围绕着墨西哥裔小女孩埃斯佩朗莎在芝加哥拉美移民社区芒果街上一天的日常生活展开，记述了小主人公敏感而脆弱心灵的感悟与变化、发展过程，描绘了她决心冲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重樊篱，试图改变墨美女性的命运，最终凭借教育和知识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和自我重塑，找到真正的自由之路。

小说采用儿童叙事视角讲述了芒果街上的移民生活故事。

由于儿童的思维特点，使小说文本呈现出零散化和散文化特征，并由此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方式，整个文本由44个零散而短小精悍的片段组合而成。

这些表面看似不相关的小节，其中闪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都是主人公生命中的过客，都曾与她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关系。

希斯内罗丝以自己在芒果街上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为创作原型，在自我书写时进行了精心的记忆筛选，试图阐明墨美女性为什么及如何走出芒果街，实现自我身份重构的理想。

这些记忆片段如同长短不一的诗歌，呈现出动态交错的、撞击的“文化活力”；在看似孩童般幼稚的字里行间中，在狭小的个人生活空间里，却蕴藏着相互交织的多元文化的丰富性。

这一魅力首先要归功于作家“交互参照”叙事策略的成功运用。

“交互参照”意指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互扰”，或是“来自不同舞台的文化之线的交织”。

跨语言游戏是“交互参照”最直观的叙事策略，也是当代墨美作家创作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英语与西班牙语的双语写作现象。

当代墨美作家对这种跨语言游戏的偏爱与他们独特的文化背景、杂糅的民族身份和特殊的移民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作为一种文字乃至文化符号，西班牙语如细碎的卵石散落在芒果街狭窄的街道上，也镶嵌在小说文本之中。

西班牙语时常从小主人公等人口中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无论是他们对英语的迟钝抑或是抗拒，都表明墨西哥移民对于英语的陌生和疏离，对于母语的信仰和眷恋，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家园，揭示了墨西哥移民被“高贵血统”和“主流文化”拒绝、边缘化的无奈和尴尬境遇，以及他们对异域及其文化的强烈排斥，而对本土文化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渴望。

语言互扰属于较低层次的“交互参照”，而较高层次的“交互参照”来源于相互交融的墨西哥历史、西班牙文明、前哥伦布时代文明以及奇卡娜风格（墨美族裔文化经验）所带来的多元文化活力和丰富性。

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对于自己名字患得患失的内心独白凸显出语言作为文化身份符号的社会功能。

“埃斯佩朗莎”这个名字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含义迥然不同，分别是“无限希望”与“无尽等待”之义；而名字的发音则是“铁皮”和“银子”。

这种有意识的对比呈现出的文化差异带给小主人公一种潜在的焦虑感和身份缺失感，折射出墨西哥移民身处主流文化和本族文化的夹缝中无路可循。

埃斯佩朗莎的少数族裔身份带给她成长之痛的同时，也成为她追求自我文化身份认同和生存空间的真正动力之源。

文化的“交互参照”不仅蕴含着少数族裔女性的成长动因，也反映了种族和阶级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和碰撞。

而小说中的“交互参照”恰恰反映出墨美女性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真实生存状态，并赋予了看似单纯的少女若隐若现的成年人的感慨、叹息和厚重的思索。

“交互参照”不仅成为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而且成为墨美作家建构多元文化间的游移、协商并获得被置换主体的生机的力量。

希斯内罗丝继承了墨美女性作家的奇卡娜主义（chicana）。

小说书写了美国墨西哥裔女性的生命经验、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凸现了墨美女性遭遇的来自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重压迫以及相应的不同心态。

希斯内罗丝维护族裔文化传统，拒绝牺牲民族文化身份而迎合主流社会。

在小说中，芒果街上走来的生活化的墨美女性群体，她们性情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极大丰富了墨美女性形象，这是希斯内罗丝对墨美女性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芒果街上的女性身上永远有一条无法解除的“父权制”锁链。

曾祖母像物件一样，被曾祖父强行“娶”回了家；她永远没有原谅他，用一生的冷漠、怨恨对抗命运。

拉菲娜因长得太美丽，丈夫怕她被人看到，终日将她锁在家里，并经常把她打得遍体鳞伤。

生活在“父权制”下的女性们不断地挣扎、反抗着，试图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不平等男女关系。

墨美女性女性作家在女性人物塑造上一直囿于墨西哥传统文化对女性二元对立的道德划归，即泾渭分明的非白即黑，非好即坏，非纯洁即肮脏，没有任何中间路线，“我们是在有两种角色模式的墨西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拉马林奇和瓜达卢佩圣母。

你知道，那是一条艰难的路线，这一个或那一个，没有中间道路”。

“拉马林奇”和“瓜达卢佩圣母”是对墨美女性作家创作有着重大影响的两个文化原型人物。

拉马林奇被概念化为背叛、淫荡妇女的代表，是墨西哥人被“蹂躏的母亲”。

她的背叛对墨西哥男性形成双重威胁。

与之形成鲜明对立的是代表墨美母系文化的原型——瓜达卢佩圣母，她是“穷人的安慰，弱者的保护，被压迫者的救助”，是父权制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典范。

在被接受过程中，圣母瓜达卢佩逐渐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抵御外来势力入侵的真正的墨西哥的精神力量，成为“本土的保护者”。

这些神话原型大多是历史文化一厢情愿地强加给墨美女性的，充斥着扭曲的人为因素。

而希斯内罗丝及其他奇卡娜主义作家，力图在创作中打破源于族裔文化的二元女性原型模式，进而构建代表墨美女性边缘生活及丰富内心世界的女性人物。

在小说中，希斯内罗丝揭示出任何原型定义下的女性必然生活在身份缺失的焦灼和挣扎之中，她“碎片化”、“改写”传统二元原型女性特征，加以杂糅、重组，最终创建了一个凸现女性个性和异质性的温情女儿国，这些形象、身份各异的女性无疑都是二元原型形象的延伸。

希斯内罗丝首先肢解的就是墨美文化中顶礼膜拜的女神——圣母瓜达卢佩。

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母亲的头发始终散发着“待烤面包暖暖的香味”，这种香味使我们嗅到了浓浓的慈母之爱和母女融洽之情。

此处的母亲形象即是圣母瓜达卢佩的化身，是女儿的守护神。

而当听到母亲的一声声叹息：“我本来可以出人头地的”，使我们懂得了她一生的不情愿、不甘心、不满和遗憾。

母亲并不满足于仅做一个贤妻良母，因为那不是理想中完整的女人生活。

小说中母亲这一多面形象巧妙地质疑了完美而神圣的墨美文化传统中的母亲原型。

而与圣母瓜达卢佩同名的婶婶形象则彻底颠覆了圣母的原型。

婶婶既瘫又瞎，厄运连连，既不被孩子需要也不被丈夫怜惜，生活在暗无天日的苦难中。

婶婶的形象与圣母的光辉形象毫无共性，已褪变成周围人的负担和累赘，这是对传统母亲形象的彻底质疑、讽刺和挑战。

希斯内罗丝似乎对拉马林奇更感兴趣。

芒果街上的女性，特别是少女大都带有拉马林奇般的狡黠与邪恶，有着遭受侮辱、蹂躏的经历，及最终被抛弃的悲剧人生。

在诉求于拉马林奇原型时，希斯内罗丝塑造了与之同名的女性玛琳，她的命运也呈现出鲜明的族裔文化特征。

与拉马林奇一样，欲望和野心充斥着玛琳躁动的内心。

她的家乡在波多黎各，她却想留在美国，找到一份好工作，凭借自己的美貌嫁个有钱的丈夫。

她的人生规划是以背弃自己的国家和家庭，以依附于男人，更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为代价的。

而她拒不承认自己的背叛和不洁行为，相反自诩为一种自我价值的提高和实现过程。

在此，玛琳与拉马林奇互为镜像。

玛琳的心理和行为还原并阐释了拉马林奇原型特征，其中妖魔化元素得以复位，而拉马林奇则赋予玛琳族裔文化特征，其未来命运也被清晰地投射出来，她必将遭遇与拉马林奇同样被践踏和抛弃的悲剧命运。

美国主流文化推崇的“幸福主妇”原则及墨美文化中瓜达卢佩圣母典范使墨美女性深受双重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束缚，墨美女性处于遭受族群内部强大男权压迫而无力反抗的悲惨境地。

墨美女性在圣母瓜达卢佩和堕落的拉马林奇二元对立模式的两个极端之间苦苦挣扎，永远处于无法归位的困顿之中。

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目睹了这些住在芒果街上的女人游移在圣母与巫女之间的悲剧命运，深知这是墨美女性的不归之路。

埃斯佩朗莎既没有像母亲、祖母等人那样心存抱怨却忍辱负重，遵循父权社会推崇的“瓜达卢佩圣母”美德，也没有像玛琳、拉菲娜等人那样以身体作为唯一的反抗武器，最终重蹈拉马林奇的覆辙。

她拒绝成为“拉马林奇”和“瓜达卢佩圣母”，试图走出这种禁锢女性的原型模式，开创一条能够包容和展现她的女性价值和自我意识的成长模式。

于是，埃斯佩朗莎坚持写诗，接受教育，希望以此改变命运，走出芒果街，获得自由、独立和自我身份。

墨美女性特别强调写作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意义，它被视为女性自我保护和革新的有力武器。

这部小说挣脱了传统女性成长小说中自我重塑和价值实现的单一主题的局限，在交互参照和原型解构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丰富而深刻的族裔道德和伦理的自我维度，体现了墨美人对于族群身份的追寻和斗争，而这也正是美国少数族裔“朝向未来的图景的发明和发现”。

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经历和命运是作者本人的写照，体现了墨美女性集体意识和共同的精神成长历程，希斯内罗丝在44个记忆片段中试图重塑墨美女性伦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

埃斯佩朗莎身上印刻着拉马林奇印记。

当她试图安慰年迈的东方人时，却遭遇无礼的亲吻；当她等待女友萨莉时，却遭到陌生美国男子的强暴。

与拉马林奇一样，埃斯佩朗莎也被族裔之外的男人蹂躏和践踏，先是东方男人，后是美国男人。

然而，埃斯佩朗莎对自我实施了一种精神疗法——“梦化”自我，以避免自己被归入巫女拉马林奇之列。

如“月亮女神”般，散发着肉桂香味的随风飘至的神秘“三姐妹”，这一段记忆在埃斯佩朗莎被强暴后即刻出现，确切地说，这是一段“白日梦”，它深置于埃斯佩朗莎的记忆中，并与其延续的经验整合，预示着埃斯佩朗莎未来的命运，并为她指明了未来的道路：她会离开芒果街，她的离开是为了日后更有意义的归来，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为了激励墨美女性勇敢地走出去，让主流社会听到她们的呐喊，以求改变整个族裔的生存状态，这是她的使命。

治愈了心灵创伤的埃斯佩朗莎赋予了自我承担起民族和性别历史使命的重任，这一使命使她远离了曾经的侮辱和蹂躏，也是圣母模式的升华和延伸。

埃斯佩朗莎成为连接两个原型角色的桥梁，也成为连接芒果街和外部世界的纽带。

希斯内罗丝在记忆片段中重塑自我，成功颠覆了女性二元对立模式，不断修正女性价值取向并进行伦理选择，通过自我的书写为墨美女性开创了第三种形象模式，并赋予了这一女性模式重要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