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为何昙花一现1898年是中国农历纪年的戊戌年，光绪皇帝在这年夏天宣布维新变法。

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240多件最高指示，内容涉及各个领域。

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动了整个东方世界。

但是在103天之后，变法突然中止。

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变法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旗手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

戊戌变法经历的这103天，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诡异的时间段。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适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

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良运动，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对于变法的失败，当然有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下面我以仅了解到的知识，从主客观、内外因，以及主要人物的错误等方面加以分析。

最不能忽略的是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

其中，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政治上不敢否定封建君主制度；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思想上提倡学习西学，却仍打着孔子旗号。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他们虽然疾呼救亡图存，却乞求西方列强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再次，惧怕人们群众。

他们不但脱离人们群众，而急切惧怕甚至仇视人们群众。

他们没有认识到“回天之力”掌握在人们群众手中。

从客观方面来看，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

维新派代表势力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

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

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

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从主观上看，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

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

更有甚者，提出：“杀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改革就成功了。

”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

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

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

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

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来看一下戊戌变法领导人康有为。

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学习四书五经，曾留学日本，也开阔了眼界。

这些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

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

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

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

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

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

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

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其中，就在变法的第96天，几百道政策颁布下去后，不但没有效果，反而遭到守旧派更强烈的反对。

旗手康有为陷入焦虑之中，他建议光绪诏袁世凯进京并委以重任，其实，他的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骇世俗的计划。

围颐和园，杀慈禧太后，武装夺权！这是一场豪赌，他把赌注全部压在袁世凯身上。

觉得上头有光绪的支持，从上到下的改良可能会成功，如果袁世凯在直隶支持他们，那希望就会更大。

还认为袁世凯是我们组织里的人，而且在他看来袁世凯是当时唯一有兵的人，康有为对袁世凯的信任也并非没有依据，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年前，袁世凯闲居北京，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成立强学会，募集经费时，袁世凯捐了500两银子。

也许是这些经历，让康有为觉得自己和袁世凯是志同道合。

于是他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光绪也很快答应了。

事后证明，这是康有为一个巨大的错误。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

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

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

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

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

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

其实他想错了。

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

形势越来越紧迫，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

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

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手里。

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

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

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

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这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

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

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

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

用我们今天的社会观点看已发生的历史，可以说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

但作为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所最应该采取的做法也是最为正确的做法。

戊戌变法中，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当时最为紧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与改革，这点康有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来。

这就是康有为这个人最大的历史意义。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

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

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收获理想的征途上，让我们时刻准备着，前进、前进，携手并肩，勇谱风流之歌，挥写英雄篇章。

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