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为何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内容

百日维新为何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内容

百日维新为何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内容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

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是转交翁同龢，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1895年5月6日，继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手中，引起重视，维新派开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梁启超也在其《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

随着变法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康有为认识逐步趋于现实，“变法看似简单，其实成功太难”，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开国会，设议院，是非常艰难的，比较实际的只有依靠皇帝权威，“乾纲独断”，才有可能“变成法”，达到富强。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中即已明显转变了政治策略：“会议之士，仍

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以消除光绪顾虑。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光绪“条陈所见”诏，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明定国是，“立制度局总其纲”，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局是皇帝主持设立的，对皇权有强化作用，与民选产生的国会有本质区别。此后，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供光绪阅览参考，这是康有为从民权变法到君权变法的全面调整。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明确提出变法最好以彼得为榜样，以俄国为样板，进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乃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在此情形之下，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已是顺理成章，再奢谈“君主立宪”反而是不识时务了。总之，笔者认为，“百日维新”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内容，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把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因而改变“民权变法”之初衷，走上了“君权变法”之路，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

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背景

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归纳为三点:

社会背景。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中国强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挺身而出，四处奔走，呼吁通过变法来谋求国家的富强，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联合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

阶级基础。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增加财政收入，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一步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拓宽了中国国内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壮大，给戊戌变法提供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一批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潮。这种思潮要求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同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内容大致相同。早期维新思潮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

个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而就其直接原因而言，在于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所要推行的改革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因此须面对强大的守旧势力。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和倾向维新的官员纷纷上奏折，提出新政建议。光绪皇帝选择其认为可行者予以采纳，颁布了几十道变法上谕。其主要内容包括准许臣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裁撤闲散衙门和冗员、许旗人经营商业以自谋生计;提倡和奖励士民投资设厂、开垦荒地、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裁汰绿营、军队改用西法训练;废八股、将各省大小书院、祠庙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创办各种专业学堂以及派人赴日本留学等。

这些关于新政的诏令虽然不含有开议院、定宪法等近代资产阶级性质政治改革的内容，但仍然较为深刻地触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例如，在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下，不仅一般百姓和士子不得议论国家政事，就连中下级官吏也没有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权力。而新政上谕规定，此后京外各官不论品级高低，均可自行具折或经主管官员向皇帝上奏疏，一般士民也可经都察院或地方官员上书言事，在一定意义上开放了言路，对专制制度是一个冲击。叉如，允许创办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出版、言论自由。

由于“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所以它们一旦得到实施，必然会触动各种守旧势力的切身利益。例如，裁撤闲散衙

门和冗员会使大批官僚胥吏失去赖以贪污纳贿的职位;裁汰绿营会导致许多将弁失业和失去营私舞弊的机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将会影响贵族官僚们的专制权威;废八股、兴西学会使成千上万只会做八股文的科举士人失去进身之阶，使大批靠讲授八股文谋生的塾师失业;准旗人自谋生计，意味着他们不再能够继续过寄生生活;废淫祠、书院必然会触动把持这些场所的地方势力的私利。总之，新政如果得到落实，会直接和间接地触及到大批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百日维新”遇到了来自守旧势力的强大阻力。

作为这些守旧势力的代表，一些贵族和大官僚顽强地抵制和破坏变法。对于维新派所建议的开制度局，有的军机大臣说:“这等于要废我军机处，我宁可忤旨，也不能执行。”他们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来对新政诏令进行歪曲和敷衍。军机大臣们在为光绪草拟批复新政建议的上谕中，对维新派的变法建议表面上无一句反驳，但往往搞偷梁换柱，变换其内容。还有些官僚，对于新政上谕或者说“看不懂”，或者说“没办过”，拒不执行。

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局限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却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

戊戌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或者说是一场试图通过改革来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等维新派奋起发动了维新运动，号召人民起来变法图存，极大地激发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