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_兼论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意义_祁进玉

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兼论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意义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武装冲突，

大多是由族群问题或宗教问题所引发。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近年来地方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一些新的态势，族群认同和族际关系研究也就必然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以族群性研究为切入点，分析西方学术界的族群性研究及其本质，反思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族群性;认同;政治整合;建构;涵化;文化接触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0)01－0020-08

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

一步发展，世界人口的快速流动和大量移民以及

伴随出现的移民问题。各国各族群间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互动的加强，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

族群矛盾与宗教冲突频繁发生，多族群国家业已

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

20世纪50～60年代，“族群”(ethnic group)一词

开始被西方国家的学者使用。它和我们通常使用

的“民族”(nation)一词，在内涵和外延上有较大的

差别，通常是指亚群体。族群概念更多强调人群或

集团在文化上的区分与认同。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台湾学术著作中引入“族群”的概念

的，但是，这个概念始终没有被界定一致，所以，在

国内的学术文章中经常将“族群”与“民族”一词混

同使用或相互替代，甚至互相置换，从而造成理解

上的混乱与混淆。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民族情况

的特点十分复杂。首先是历史长，渊源久；其次是幅员广大，民族众多；此外，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使用的“民族”一词由于上述特点，与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史的特点。在东欧多民族国家里也存在着民族集团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而在接受西欧的“民族”这个概念时，不得不用另外一些名词来指称前资本主义的民族集团，如“氏族”、“部落”或“部族”等。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涵义也有区别，为了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所以在具体使用中有必要对概念进行界定。[1]

The Studies of Ethnic Group Identity and Ethnicity

———Concern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Ethnic Study

QI Jin-yu

Abstract:Since 1980's,on a global scale of the outbreak of armed conflict that mostly by ethnic or religious issues.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lobalization,the local nationalism appears on some new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the ethnic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research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 focus of concern for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This article mainly aims at our nation's reality,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research of ethnicity to analysis of the western scholar`s ethnicity research and its essence,and reflec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ethnic study.Key words :Ethnicity;identity;political integration;construction;acculturation;cultural contact

收稿日期：2009-10-13作者简介：祁进玉（1970-），男,土族，青海互助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群体认同、文化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第21卷第1期2010年1月

VOL．21NO．1J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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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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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笔者以为，在国内的学术文章中因为对“族群”和“民族”的概念界定不清，势必出现这两个名词间的混用或并置，甚而引起理解上的混乱和混淆。所以，在本文的开始就对“族群”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是基于如上的考虑。笔者认为“民族”概念在我国使用多年，已经约定俗成，不宜简单地用“族群”替换。笔者以为，作为一种人群划分的“族群”概念，是指我国一贯沿用的民族概念之下的一种亚群体，它强调的是群体或某一文化集团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民族”与“族群”可以是一种概念上的互补，“族群”概念是一个仅次于“民族”的人群共同体，更多强调的是基于一种共同文化的“认同”,强调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人群的不断流动的疆界或边界。一个族群的边界，并非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以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的视角为切入点，透视西方学术界的族群性研究以及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研究的持续热情及其本质，从而反思西方的族群性研究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认同理论的心理学发端

“认同”是一个从个体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其原意是个体所有的关于他的自我确认的意识。通常我们在汉语中使用的“认同”一词，表达的是英文中identification和identity两词的联合意义。[2]如英文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对social identity的定义是指一种社会身份，是在与他者(the other)相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定义。[3]需要指出的是，“认同”与“身份”并不矛盾：自我认同无非是对自我的身份之认同，在认同过程中包含了个人对其身份的心理建构和实践建构。我们也可以对身份与认同的关系作这样的解释：认同使身份处于一种被质疑、可变动的状态——

—换言之，由于认同的作用，身份不再是命中注定的或一成不变的。

[4]从主体的角度看，认同可以分为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一种认同的形成，需要具备两种要素：认同者与认同对象，或者说自我与他者，应该如何认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将这种关系放到一定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和体认。

认同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从古代开始，人们就对认同有过许多论述。古希腊人曾提出过“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并作为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柏拉图、笛卡儿、弗洛伊德、韦伯等人都对认同问题有过精彩的分析和论述。不过，他们更多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认同的分析。后来的一些学者，譬如米德、库利、吉登斯、哈贝马斯、泰勒等人则对认同的分析进一步拓宽，使之进入社会哲学、文化哲学领域。

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由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5]美国心理学家E.H.埃里克森(E.H. Erikson)曾经在其文章中指出，弗洛伊德1926年在维也纳给布奈·布里斯协会所作的一次讲演中唯一的一次以并非偶然的方式使用了“identity”这个词。事实上，他是以最主要的种族意义来使用的。然而，埃里克森也从中深受启发：一个人或集体的认同（同一性）可以和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集体的认同相联系；获得一种强有力的认同的自豪感意味着从一种更占优势的集体认同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认同是一种在所有心理功能作用水平上都发生的过程。个体认同所依据的方式是：他认为别人对他的判断乃是在与他们自己，以及在与对他们说来有重要意义的类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进而，他还提出认同发展是有其时间性的：一是个人生命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历史的时期。在个人和社会中，这种认同都包含了对过去和未来的互补性：它连接了生动的过去实际和有希望的未来实际。追踪埃里克森的思想轨迹，我们对他所提出的理论有了较为明确的把握，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体或群体的认同有其生成性和时间性特点，个体的生命周期与社会变化的情景性变异，也同样使得这种认同进一步泛化。[6]在心理学中，“认同”一词的英文是“identity”,最初意为“同一性”。埃里克森的同一性侧重强调个体对自我的一种认知和体认，其意义在于环绕着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primary identity)而建构的。认同是人们现实体验的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菲尼(Phinney)则进一步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族群认同发展四阶段说：（1）弥散性的认同：个体认同缺失或弥散；（2）排斥的认同：个体表现出对种族特性的关注；（3）延迟的认同：个体继续探索族群特性，期间往往要经历深度混乱；（4）获得性认同：个体或群体将认同成功地整合到自我概念中，个人自尊是这一理论的主线，可以影响个体的发展阶段。[7]

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Lewin)是团体动力学理

祁进玉：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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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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