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舞蹈的现实价值【论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的价值】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以陈染、林白、海男、卫慧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借助哲学界进步的身体观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开始了“身体叙事”的写作热潮，她们从身体、自我、欲望、潜意识等人的本体范畴出发，试图摆脱男权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与遮蔽，塑造真实的女性形象，认识自我，创造自我，构建女性自己的历史。这与“五四”女性作家的文化努力相衔接。当代女作家的“身体叙事”由于书写身体、欲望等女性生命特点，被男权文化诟病是意料中事。还因其在这个传媒时代、消费时代成为被消费和被欣赏的对象，而未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其实，被看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设定了的境遇，如果女性怕被窥视而不写作，而放弃自我认识、自我创造，难道不是更深地中了男权文化的套?如果我们放弃了男权文化意识形成的具有性别歧视的“男性阅读”视角，如果我们能超越男权文化意识在心灵深处设置的障碍，那么就不会忽视“身体叙事”文本中的女性声音和女性作家们为认识自我、创自我造所做出的努力。

一、发现被千年历史遮蔽的自我

人类自我认识的天性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人类之所以伟大的真正核心。人类文化历史就是伴随着人类对自我形象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规约下，人类文化只表达了对一个性别的认知，自我的概念都是以男性为楷模的，任何关于女性的知识都是在男权文化的性别歧视视角下形成的。女性在男权文化中一直处于缺席、沉默的境遇，是文化被动的接受者，是被设计、被异化的他者。女性该从哪里开始寻找自我的真相?也许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是唯一的路径。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对自我的发现集中体现为从身体的感知

中确认女性真我、从身体欲望中生发对女性生命意识的体察和肯定、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女性的内在匮乏。

首先，“身体叙事” 文本中有回忆式的对女性身体成长的描写，女孩对自己躯体的凝视与抚摸被描写为对女性自我的物质实体的体察与确认。女性作家认为对躯体的感知是真我的来源处。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叙述了带有自传色彩的主人公倪拗拗的身体成长过程。倪拗拗是一个不合群的敏感女孩，她关注自我躯体，给胳膊取名叫“不小姐” ，

腿叫“是小姐”，食指叫“筷子小姐” ，常与它们交谈。倪拗拗凝视着躯体的茁壮成长，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和坚实可触的自我形象。由于倪拗拗的卓尔不群的女性自我意识的显现，小小年纪，却引起男老师T 对她的怪异行为——打击她、排斥她又被她吸引。倪拗拗通过对躯体的感知从而在心理上形成的坚实的自我形象，其力量足以与父亲、男老师T 所代表的压制性力量相抗衡，特别是与男老师T 的较量中，不但没有被毁灭，反而取得了胜利。

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主人公多米从五岁开始自慰，五岁的多米是凭着本能，抚摸自己的身体，用身体的快慰抵御这个无爱的、孤独的、黑暗的恐怖世界。这种不依赖别人而获得的自我身体的快慰，让多米发现身体的快乐可以与他人无关，可以与男人无关。身体的自我所属感和身体快乐的自足性让年幼的多米勇敢无畏，这是后来的多米形成坚强独立的精神自我的物质前提。

“身体叙事”文本中还有对美丽女人身体的凝视，例如《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美丽女子姚琼的迷恋，对往昔美丽女子朱凉的神秘幻影的向往。在海男的

《花纹》中，用“花纹”象征女性躯体和生命体验、创伤、时间在女性身体、心灵上留下的印记，并加以凝视。对魅力女性身体的凝视、向往和将女性身体、心灵的成长诗化，这些都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对自我之美的认知。

“在心理学意义上，’自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躯体的五官四肢无疑是认识’自我’的素材。婴儿逐步了解到五官四肢的归属，了解到自己对于五官四肢的支配权，最终确认躯体与自我的统一。”而男权社会恰恰就是通过剥夺女性的身体所属权来压

制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而压制女性的生命活力、创造力，扼杀女性的言论与思想，女性的自我还未形成过。女性作家们的“身体叙事”正是在寻找自我的物质实体以及建立在这个物质实体上女性真我。通过对身体的感知而发现的女性自我无疑抵御了被男权文化的性别歧视污染了的女性知识，让女性自我的意识从女性的自然身体的私有感中生长起来，这是女性的人性基础，是女性成长的起点。

其次，“身体叙事”的作家们从对身体自然欲望的体察中生发了女性生命意识，并将生命意识的表达集中在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思考和对女性欲望的肯定。对女性欲望的肯定是女性生命意识表达中最具先锋气质的内容，因为这直接冲击着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就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施以禁锢、惩罚而致使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蒙昧与自闭之上的。在《上海宝贝》中，卫慧充分肯定了主人公倪可的生命欲望，将女性的种种欲望一一渴望名声渴望成功以及对性满足的渴望，真真切切地描写出来，第一次让女性的生命意识飞扬起来。倪可有生活理想，写作是她的存在方式，梦想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生命可以像烟花般绚烂。倪可徘徊在心灵男友天天和性爱情人马克之间，过着灵肉分离的痛苦生活，但她并不否定这种生活，尤其是与马克的情欲关系。性欲是她生命的原欲，使她显得生气勃勃。在卫慧看来，倪可对性爱的追求是女性对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确认或体察，是女性对完整生活和完整的主体的追求。卫慧在表现女性生命意识时，并不以批判男权社会为前提，而是迎着男权社会的欲望, 勇敢地将被男权社会遮蔽了的女性真实的生命形态呈现出来，用女性欲望与之相抗衡。卫慧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匍匐在男权之下任人摆布的可怜女人，在男女生命形态相映成趣的性别场景中，将女性人物放在生活的主动者、强者的位置上卫慧以自

己为原型，塑造了有血有肉、彰显着生命意识、充满女性生命力与性魅力、自在坦荡的强美型女性形象。完全冲破了历史文化的虚假怪圈，打破了男权社会主流文学中刻板的女性印象，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

卫慧的《上海宝贝》一出现便遭到评论界狂轰滥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中国人害怕真实，这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一个男权的社会，尤其怕看见真实的女性生命。卫慧的“身体叙事”表达的是女性生命意识的自觉，是女性对自我真身的发现，是向男权文化的迷雾洒下的一抹耀眼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