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修改的原则和基本精神

新《公司法》修改的原则和基本精神

10月27号，十届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2006年1月1日起实行。新修订的《公司法》总结了我们《公司法》实行十年来的一些经验，借鉴了国外公司管理制度这些年来的最新成果，《公司法》的修订和颁布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今天我就《公司法》的修改以及《公司法》修改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做个介绍，大致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公司法》修改的背景、修改的指导思想和修改的简单过程；第二部分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公司法》修改的几项主要制度，包括公司的设立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债权人的保护，还有《公司法》新修订加入的司法介入机制等等。

第一章《公司法》的修改

第一节修改的背景

下面我讲解第一个问题，先给大家介绍这次《公司法》修改的背景。《公司法》93年颁布，94年实施以后，经过了10年，现在我们认识到《公司法》在制订之初有一些先天的不足性。主要是当时我们国家严格的讲没有比较成形的、公司现代化的法人治理结构、治理模式，所以说当时《公司法》的起草和制订基本上是我们对于国外一些

现成模式的借鉴和学习。

《公司法》起草之初就缺了一条腿，这条腿就是现代公司运行的模式，通过这十几年的研究，我们感觉《公司法》的理论在当时还是比较粗浅的。这十几年来我们有了一套完整的公司运作实践，而且国外公司制度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安然事件出现以后，各国公司制度都在进行一些创新和改造，所以说这十年来，我们对公司制度，国外的公司制度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同时，在十年前起草《公司法》的时候，我们对于企业改革目标、任务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十年前企业主体立法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现在企业主体整体立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比较混乱的，我们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企业条例》等等，大多是以所有权作为划分企业的形式，《公司法》的颁布和实施第一次确立了以责任形式划分企业的理念。但是无可置疑，现在《公司法》实行以后，仍然存在着所有制立法以外的一种分类方式，所谓的两条腿走路、并轨的现象还存在。近十年来随着《公司法》的颁布和实施，大家对

企业主体立法的思想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所以《公司法》存在这些历史局限性需要进行修订和完善。

我们国家著名的《公司法》专家江平教授有句名言，他说现代公司是现代国家的缩影，《公司法》在立法过程当中始终交织着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关系的大转变，具体体现在从意志本位到规律本位，从管理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国家控制到企业自治，从产权高度国有化到产权社会化，从完全国家意志到意思自治。《公司法》的修改起草始终交织着我们国家和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艰辛和困苦，应当说《公司法》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公司法》的制订标志着我们国家有一种全新的现代议程的公司制度。现在《公司法》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怎么评价《公司法》的历史地位都是不过分的。为什么这么讲？我这里有统计数据，截止到2004年第三季度，我国公司总数达到367万多户，其中内资公司有343万户，注册资本总额达137964亿元人民币，所以说注册资本额非常庞大。截止2003年底，我们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2514家进行了股份化改造，改制成为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积达到60%。

所以说《公司法》的地位还是不容抹煞的。鉴于《公司法》有很多不足，所以几年前国务院组织研究修改《公司法》的问题。在这期

间由于我们建立中小企业的需要，在99年和2004年分别修改了一次，主要是适应中小板块和《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个别条文进行了修改。但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修改问题是态度一直是非常积极的，一直没有停止对《公司法》有关制度完善和建设方面的研究和跟踪。特别是这几年，每年都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公司法》的修正案，对《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从制度建设到具体条文的修改等各方面的意见。比如说去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就有601位委员及十几名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公司法》的修订案，《公司法》的修改应该说从外部条件和制度本身都应该比较成熟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外这几年对《公司法》的修改也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日本从9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对《公司法》进行了十余次修订，美国也出台了2002年的《萨班斯公司法修订法案》，对《公司法》进行了部分

和全面的修订。

《公司法》具体来讲，这一次我们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具

体的问题：

一个是现在我们这部《公司法》是一部管理的法，主要是对公司的静态监管，侧重于登记。对于公司股东、债权人和相对人的合法权

益保护机制不够，对于公司的诚信义务、公司的解散规定的不是很到

位，不是很具体。

同时，这部《公司法》是一部治乱的法，因为大家知道，这部《公司法》起草的时候正是89年对于公司出现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在治理整顿公司的情况下进行起草的，所以这部《公司法》先治乱。对于一些80年代中期各国开始承认的公司制度，从成员管理的角度考虑没有采纳，比如说一人公司的问题。

第三，这部《公司法》对公司的出资条件、形式、程序的规定比较僵化，不利于吸收社会进入市场进行投资。

第四，这部法律是一部国有企业的改革法，偏重于对国有企业如何进行公司化改制进行规定，带有很深的国企改革的烙印。有很多条款是专门针对国有企业进行设计的，同时有些条款虽然不是针对国有企业的，但是也带有很深的国有企业公司化的烙印。

第五，这是一部没有治理问责和可诉性的法律，就是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作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比如说股东职权、董事会职权、监事会职权都有规定，但是制度之间磨合还不够详细、不够润滑，没有可塑性。而且这些年来，我们出现的公司僵局的问题，股东会不能召开的问题，两个股东会和两个董事会召开的问题，造成公司经营困难的问题，这部《公司法》都没有体现。那么当有关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董事在向人民法院起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在《公司法》上找不到具体的法律条文支持他们的请求，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所以说我们说这部法律缺乏一定的可诉性。

同时，我们认为这部法律对公司进入市场规范比较严，比如说实缴资本制的规定、公司出资形式的规定，比如说公司审批的规定都是比较严，就是对公司，投资人进入市场规定的比较严。但是一旦出资人进入金融市场以后退出的时候，这部法律对于退出机制规定的比较弱，特别是比如说公司解散不进行疏散，投资人为了逃避债务，自己宣布解散公司不进行疏散，造成交易安全的不稳定，损害了交易相对人和债权人的这种现象的制度规定不够有力。

同时这部法律对社会责任的规定相对来讲还是不够完善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来国外《公司法》的修订过程中，对公司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