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

张仲景，东汉后期医学家。

生于公元150年正月十八日，于公元219年溘然长逝，享年69岁。

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

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

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

”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

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

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

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

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

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

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

“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

“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

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

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

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张仲景故里位于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

张仲景疑案作者：张功耀2007年，长春中医药大学的一个课题组进行了一项“中国公民中医药素质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一位偏远农村大字不识的老农民中医药素质最高。

这个结果令国人惊讶，令中医信徒感叹。

惊讶者认为，要得我国国民中医药素质的提高，首先就得倒退到大字不识，否则，中国人的中医药素质无法提高。

感叹者认为，要得国民中医药素质提高，还得率先把通行于全世界的医学科学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强行普及他们自以为是的“东方科学”。

这个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卷，试图测试受试者是否知道“医圣张仲景”。

若将这个问卷拿给我回答，我是绝不承认张仲景的医圣地位的。

原因很简单，张仲景没有可信的行医经历。

把张仲景说成医生尚且勉强，更何况升格为“医圣”！最近，我综合研判了有关张仲景的史料。

我发现，不用说要我承认张仲景为医圣十分困难，就连历史上是否真有张仲景其人，我也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与张仲景有关的文献疑窦按照我国“后朝修前朝的历史”的修史习惯，南朝范晔先生费时13年，考订众家之说，著成《后汉书》一部，为后汉史研究保存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这部最权威的后汉史著作，共计收录了六位名医（郭玉、程高、华佗、徐登、赵炳、费长房），其中没有张机或张仲景的名字。

晋代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好像也不给张仲景面子，居然也是只字不提张仲景。

两本史书，同时不载号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如果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先生们有幸在晋代进行中医药素质测试的话，想必范晔和陈寿都是严重缺少“中医药素质”的。

范晔祖籍南阳郡顺阳县，曾在荆州做过4年秘书丞。

当时的荆州下辖七郡，其中就有南阳郡。

这就是说，范晔是传说中的张仲景的老乡。

老乡当中出了个“医圣”，范晔居然不知道，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怪事？首次为张仲景做传的文献是一个传说文献。

这个文献见于宋代林亿的《伤寒论序》。

其中引述唐代甘伯宗写的《名医传》说：“张仲景，名机，南阳人，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

”这里所谓“甘伯宗写的《名医传》”，早已失传。

相传，甘伯宗在《名医传》当中记载了从三皇五帝到唐代的名医120名。

既然这本书记载了唐代的名医，甘伯宗至少是唐朝人，当属不争。

问题是，甘伯宗离开张仲景少说也有460年，这位甘先生凭借什么史料为460年前的张仲景做传？离传说中的张仲景最近的史料，可见于晋代葛洪写的《抱朴子·至理篇》。

其中说道:“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很显然，葛洪这里提到的几个医学人物及其事迹，都是假设，不能当真。

实际上葛洪自己也没有当真。

如果张仲景真像传说的那样能够“穿胸以纳赤饼”，则这个张仲景大约也可以“穿胸以取红心”。

葛洪去张仲景，只相差80年左右。

葛洪是江苏人，传说中的张仲景是南阳人。

张仲景如果是真人，葛洪是完全可以把张仲景当真人记录下来的。

可是，在这个文献中，葛洪却对张仲景的神迹事件坚持了怀疑态度。

还有一个史料也是离传说中的张仲景比较近的，那就是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当中记载的张仲景与王宣仲的一次会见。

依据皇甫谧的记载，张仲景会见王宣仲以后，断言王宣仲四十岁的时候会脱眉毛，然后死去。

1935年，洪贯之先生曾经分析了这一则史料。

他将既见过曹操又见过张仲景的何颙做了一个时间上的推理，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张仲景真见过王宣仲，当时的张仲景还不曾进入医道。

一个未曾进入医道的人何以能够判断一个20岁的人会在40岁的时候脱眉毛，然后死去？此外，《太平御览》（722）引述《何颙别传》，关于张仲景会见王宣仲的记载，与皇甫谧的记载相差甚远。

于是，张仲景是不是真的会见过王宣仲，后世读者早已莫衷一是。

二、张氏谱牒研究没有发现张仲景进行中国人物研究的一个领域是谱牒研究。

我本人与传说中的张仲景同姓。

据我所知，全国谱牒研究最详细，几乎是代代可考，首推张氏族谱。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张门有望郡43个，其中南阳郡属最望一族。

到目前为止，不但张仲景的名字不见于南阳望郡张氏族谱，就连《名医传》记载的张仲景“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也未有记载。

中国人向来喜欢托庇先祖阴福，尤其特别醉心于祖上的“先前阔”。

祖上若真有张仲景这样的名人，张姓后人绝对是要大肆渲染的。

有趣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张姓后人托庇到了张仲景或其医学入门师傅张伯祖的阴福。

三、长沙太守名单中没有张仲景《名医传》说，张仲景曾经“官至长沙太守”。

这个说法不知依据什么？据《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第一任长沙太守是孙坚。

由于孙坚镇压湖南境内的黄巾军、平定零陵、桂阳农民起义有功，公元187年被任命为长沙太守。

孙坚担任长沙太守直至192年。

192年，孙坚推荐吴人苏代继任长沙太守。

刘表攻下长沙后，刘表任命张羡为长沙太守。

查我家里保存的《张氏族谱》，张羡为我一百世祖张茂的兄长，张平的长子，汉留侯张良的第19代孙。

张羡担任长沙太守不久即与刘表不和，终至张羡叛表。

尔后，刘表组织对张羡的围攻。

数年不下。

张羡最后病死长沙。

临死前，张羡任命自己的儿子张怿继承长沙太守。

刘表趁机再次攻长沙。

张怿败。

长沙陷于刘表。

汉建安13年，刘表病死。

刘表的儿子归顺了曹操。

曹操任命韩玄担任长沙太守。

七年后，曹操再任命廖立接任。

廖立担任这个职务六年以后，长沙被吴人攻破。

从那以后，长沙不再受汉室控制，也不再有人士担任长沙太守。

这样一来，东汉至魏蜀吴三足鼎立，唯一可能的张姓长沙太守，只有张羡和张怿。

于是，有人便做出假定，张羡即是张仲景。

前已述及，张羡乃我第一百世祖张茂的兄长，张良的第19代孙。

据宋代裴松之引《英雄记》所做的注解，张羡是南阳人，曾经在零陵、桂阳担任过要职，深得湘间民心。

但因张羡性格倔犟，官场上多有得罪。

这也成为张羡叛表的主要原因。

不过，无论《后汉书》、《三国志》还是《英雄记》，都没有关于张羡、张怿父子曾经学医、行医、断人生死的任何记载。

他们错综复杂的政治经历，似乎也容不得他们在与刘表的冲突中逍遥于岐黄之术。

《伤寒卒病论序》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

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相传这是张仲景写的。

如果确实，那张羡就更加不可能是张仲景了。

因为汉建安10年，张羡已死。

一个死者，是完全不可能“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去写作《伤寒论》的。

四、《伤寒论》所表达的思想没有前提把张仲景奉为医圣，源自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

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皇甫谧早年读书不用功，既没有学医的经历，也没有行医的经历。

23岁时病了一场以后，陡然顿悟，秃笔生花写出了一部《针灸甲乙经》。

依据皇甫谧的这个说法，伊尹依据《神农本草经》创始了汤液治病。

事实上，在伊尹那个时候，还没有《神农本草经》这本书。

不仅有关《神农本草经》的书目文献不支持皇甫谧的说法，《神农本草经》的行文风格也与先秦文献极不协调。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夏商之交的伊尹写过《伊尹汤论》。

从篇幅上即可断言，《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汤液经论》四十卷，不可能是伊尹所作。

此外，相传为张仲景所作的《伤寒论》只有十来卷。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汤液经论》有四十卷。

可知，《伤寒论》并不如皇甫谧所言，是《汤液经论》的推广。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伤寒论》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在东汉以前完全没有前提。

虽然《伤寒卒病论序》的作者声称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但这个说法与东汉真实状况不合。

在这个列举中，《素问》、《九卷》、《阴阳大论》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黄帝内经》的某些部分。

《黄帝内经》在西汉的时候确有此书，只是没有现在这样的篇幅。

据司马迁暗示，西汉版《黄帝内经》十八卷当为淳于意所作；《八十一难经》当为扁鹊所制。

至于《胎胪药录》，除《伤寒卒病论序》记载之外，史书上没有任何别的记载。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在东汉建安年间没有真正地流行过。

范晔撰《后汉书》记载了六个著名医学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条目下记载了其中任何一本书。

《三国志?华佗传》也不曾提及这些著作，甚至连其中的基本思想也不见一丝一毫。

东汉没有流行这些著作，却又出现在《伤寒卒病论序》中，这个答案应该在王叔和的著作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