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欲望

我们固然知道，要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这不该成为那些核心集团的无耻借口。须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么大一个民族，从外面杀起，一时半会儿是杀不死的。倘是从里面败起来，呵呵，忽喇喇似大厦倾哟！
还记得07年年底瑞士联邦国的换届选举中，一位女议员被选为新的联邦委员后，竟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让组委会给她一天时间，她要回家去仔细考虑并征求家人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任职。
因此，我们终于理清了欲望的本质——欲望只是个客观的中性词，它描述的是每个个体身心机构在对于某些事物获取或实现从而得到满足感的整个过程中的一种情愫与心境。它具有可塑性，取决于外在环境和自身状态；它同时具有影响力与传染性，能改变环境。它是个人与环境发生同化与矛盾的产物，与外在环境有着共生的关系。换言之，只要人不脱离外界环境而存在，欲望就不会消亡殆尽。这里，有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人有欲望，才不可能以个人形式而存在，所以，人不得不是社会的存在。笔者不敢苟同，认为这是放屁。这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论调。因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生命是可以做到独立存在的。例如，每个人在还处于胚胎阶段时，就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生命的存在。不知生，焉知死？这时的我们，连生的欲望都还未能形成，当真是无欲无求。只是，这样的客观条件，在现今的大环境下难以形成，让人们错以为完全不可能形成罢了。
“功利心是人类最后剥去之衣裳。”“万事可忘，难忘者名心一段。”
在与我们民族平行的其他民族的大环境里，人们已然做到了对精神层面欲望的淡然与理智对待，这恰恰是一个民族成熟的重要标志。相形之下，我们的位置又在哪里？是该继续浸淫在危险的盲目骄傲中，吃着老本，败了家底，还是该好好挣脱被欲望牵住的鼻梁，清醒地反思呢？
多说无益。
关于欲望，笔者想说的，仅此而已。
君一生
于11年5月10日夜
当今的大环境，最严重的症结莫过于两点：一则，人们用第一类方式处理欲望时，全然不顾得体之谈，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二则，第二类方式鲜有人问津，人们过分注重对于具体化的物质欲的满足，而把相应的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因为物质追求脱离精神坐标不是什么短板原理，根本就是海市蜃楼，又好比看似体魄强健、英姿飒爽实则没长下面那活儿的太监，根本就算不上个东西。古时的人是以崇尚用第二种态度对待欲望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现今的人却为之不齿。前者过之而后者不及，皆是病态的体现。然而当今最能影响环境走向的个人与团体都没能处理好这两大问题，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下来的恶劣后果。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倘若上面两位不是危言耸听，那么对“欲望”的正确理解便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欲望贯彻几乎所有人一生，关于这一点的例证、分析，古今中外早已有之，笔者毋须赘述；然而诸如“看到心仪对象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面对未知的事物总试图一探究竟”这些欲望的外显体现，毕竟无法给它一个更客观、完满的定义。似乎人们总是在欲望已然引起了“身心变化”之后才后知后觉地认识到“欲望”的存在。像这样被它牵着鼻子走了几千年，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谁愿意做被卖了还认真数钱的二愣子？
写到这里，便不得不结合当今的大环境来谈一谈作为能决定、影响环境走向的少数个体或集团在面对自身欲望时所应背负的责任与使命了。要知道，在通讯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从前以村镇、城市为单位的小环境已然发展成为全国人民所共有的国家大环境。那么作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与团体，从他们的欲望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发展方向。不幸的是，当今大环境的价值取向混沌不堪，这固然与近百年的一些历史重创有关。然而历史是过去时，这个民族在包括不远的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关于欲望
哲人的名字总是如他们的论调般冗长——印度的克里什么穆提曾说过：“对欲望不能理解，人就永远不能从桎梏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摧毁了你的欲望，可能你也摧毁了你的生活。如果你扭曲它，压制它，你摧毁的可能正是非凡之美。”乍一听，老子兴许该会心一笑了——须知中国古代道家之“道”，与“欲”同义。
一旦深究起来，两个问题都有着同一个病根：没能理清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关系。于是物质欲群体失控，甚至变态；对以精神、文化为基础的精神追求贫瘠得不堪入目。对前者的克制是对大环境中每个个体最为基本的要求，必须雷厉风行；而对后者的改善要求环境中的各个核心群体能起好主导作用。少一些没营养的“逆流成河”，少一些“超”自然“级”别的女生、男生，少一些社会体制中病态、功利化的“游戏”制度……
谈及此处，不妨回过头，把目光放宽后再来看人类本能的“求生欲”与“繁殖欲”，不也正是亿万年来自然这个大环境的取向所铸就的吗？
由此可见，各人所处的大环境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这群人的欲望走向，而他们之中每个人的特异性，譬如性格、阅历，决定了他们各自欲望的具体分支。
那么，欲望之于环境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打趣的话，并非止增笑耳，也揭露了关于欲望一个赤裸裸的特质——和大环境价值取向的“亲密关系”。
每个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其心中必然还有一个被自身认定的大环境。细言之，有的人接触的人或事不多，一辈子就成长在一个家族、村庄、乡镇这样的范围内，那么这些小的生活空间就构成了这群人的大环境，而划分出的这片环境的价值取向便成了决定他们欲望类别、走向的提纲。余下要做的文章，就需要再结合各人的性格特点与成长经历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经济相对落后，物质需求胜于精神需要的地区，从小因贫苦而吃不饱穿不暖的孩子多半有着强烈的金钱欲，而因贫困受到欺凌的孩子多半有着暴力的征服欲与好胜心；相形之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乐于追求的更多是名声、地位、权利方面偏于精神的欲望。所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者云云。
事实上，如果无法通过自身修养来在精神上淡化欲望，倒不如退一步，用第一种方式对欲望进行恰当的约束和引导，发挥它的积极效应。毕竟，世人都想做高士，这个大环境也不能真正健康地发展，而这本身也是一种没能结合自身状况的不切实际的欲望。
总而言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欲望、自身、环境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古往今来，所谓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的意义与终极目标都莫过于此。人类社会也正是在平衡的不断打破与重新建立中发展的。
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影响和塑造着环境，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一些在大环境下有一定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的欲望对环境起到了引导、改变的作用。好比一个村镇的村长迷恋赌博，那么这个村子会怎样发展，我们可想而知。古代王朝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一朝国君若是好色，整国风气必是肉欲横流；国君倘若贪财，即便是国家底层的劳苦大众也一定会有极重的金钱欲。须知欲望和难以实现并不矛盾，有时两者还呈正相关的趋势。
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方法和态度来处理欲望呢？
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无外乎那么几种方式。最常见的，便是在欲望与自我约束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注意，这里并非指社会主流道德观、价值观的约束，因为这些观念也多半是在大环境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多数人欲望的影响而传承的，难免会有失偏颇，抑或过于狭隘，抑或过分宽松。所谓自我约束，是结合自身与环境的实际关系而形成的精神底线。古往今来，也有不少哲人对这种自我约束作出了相近的阐述，一如孔子所言“发乎情，止乎礼”，又如清代张潮所说：“酒可好，不可骂座；色可好，不可伤生；财可好，不可昧心；气可好，不可越理。”总言之，不过是强调欲望在自我约束下的得体、恰如其分，从而尽力发掘出这个“中性”事物的积极意义，与儒家“出世”的态度倒有几分神似。这种处理欲望的方法，钱钟书先生有段话说得最为俏皮：“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ans-subjective）的观点，能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私欲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爱憎分开。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之外，还知道追求真理；在教书投稿之外，还知道研究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之外，还知道欣赏美术；虽然爱惜身体，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里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来为自己辩护。”有欲望乃人之常情，拿捏恰当就好。
第二类处理方式便是淡化欲望。准确地说，是把具体现实的物质欲转化为对精神的渴求，将欲望精神化。正所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又如“文名可以当科第，俭德可以当货财，清闲可以当寿考。”佛家常言“四大皆空”，也是将这种“淡化”又更进了一步。然而，这种淡化需要以长期的精神修养为基础，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胜利法”，绝非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像现今的某些人一样过分压抑自己的欲望，以至于超出自己客观承受条件之外，“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我们常看到的“庸人自扰”的烦恼，多源于此。
于是，不愿多加思索的人干脆给了它一个模糊得狡猾的解释：万物本能。不错，实验证明，人不可能在完全不借助外在环境的情况下自杀，人有本能的存活机制；植物的趋性使之自然的朝着对自己生长有利的方向发展。可是，本能能够概括“欲望”的一切特质吗？显然不能。否则何以解释形形色色的人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欲望？再举一例：众所周知近乎全人类的祖先都以贝类作为货币来交易，那么在盛行“穿越”这种低级趣味的今天，试想一位浑身串满贝壳的先祖在你眼前炫耀摆阔，能否激起你澎湃的金钱欲？换作你开着塞满一车毛爷爷的布加迪来到古代，能否让那些财迷官员们留下羡慕的口水？唐代以胖为美，那些喜欢宅在家里看现代宫廷剧然后夜半靠意淫来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的小青年们，注意了，要真把太真姐姐送到你枕边，难保你不“性致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