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事管理

人性论是我国古代人事思想的集中反映，贯穿于我国古代各朝代的基本人性观点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秦汉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多讲“仁政”，即以性善论占有上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主政思想多以性恶论为基础，强调严厉而近乎残暴的法治，结果二世而亡；秦汉以降直至明清，历代统治者在汲取秦之教训之后不断融合二者，逐渐形成一套以礼为主、礼法并重的治国方略，人事思想趋于完善，从而使我国宗法封建社会稳定地持续了二千多年。



一、我国古代人事思想的发展脉络



纵观我国历史发展，性善论与性恶论这两种人性观点由绝对对立到相互转化，而最终趋于融合的发展脉络，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政治人事思想。一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德治主义”政治人事思想（持性善论者），一种是以荀子、李斯为代表的“法治主义”政治人事思想（持性恶论者），另一种是以除孔子、荀子之外的另一位儒家大师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的政治人事思想（其实质是性善与性恶的中庸）。



1、孔子的“德治”



人性向善论是孔子德治主义政治人事思想的哲学起点。孔子有鉴于春秋时代的乱源在社会“知其法”，致使政治是非不明，人伦道德不彰。深明周代的一套礼制已流为形式，应当从内在的人性中找出外在秩序的源头，重建人伦道德与治国之道。



首先，孔子把“仁”这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作为择人、择官的标准。为官之道，强调“爱人”，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尊重，使政治制度道德化、机构之间和谐化，即使人们心中的仁和礼乐文制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以道德为标准的官僚群和官僚机构。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人事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道德和伦理基础上的。



其次，在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方面，孔子认为，为官当政者，无论采用如何周密完备的政令法规，无论使用如何严酷的惩戒刑罚，却只能规范百姓触犯律令的不当行为，使人们基于切身的利害考虑而不敢违法，但却不能鼓励人们奋发向上、自尊自爱的精神。用现代管理术语来说，就是不能激励人们去自觉维护法令和提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秩序是一种强制的秩序，而不是一种和谐自觉的秩序。如果把整个国家机构看着是一个统一的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是没有任何活力的。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他认为，人无尊严，国也将不国了。因此，孔子提倡的最高为政方针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德”作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把“礼

”作为治理人民的基本手段，这与现代“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相似的。



最后，孔子根据人伦道德精神创造了比较清晰的等级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既是孔子以人伦道德概括政治道德的精辟之见，也是他提出的治国安民方略。“父父、子子”中的第一个“父”和“子”指个人在家族中的身份，第二个“父”和“子”指与个人在家族中的身份相应的人伦道德。“君君、臣臣”中的第一个“君”和“臣”是指个人在政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政治职责，第二个“君”和“臣”是指职责应当具备的才干及政治道德。孔子的这种思想，不仅第一个用道德的范畴来确认政府等级结构，而且也揭示了我国古代人事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忠君主义，这也是贯穿于我国古代人事管理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孔子的德治主张，虽有守旧的一面，但其基本价值取向，还是反映了时代精神，它的出现，也为后世人事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奠定了基础。



2、荀子的“法治”



荀子主张“性恶”，是针对于孔子的“性善”而提出的。荀子肯定性恶的理由是，人生而有情欲，假使顺着人的种种欲望，而不加以引导节制，那么人性恶便成为自然而然的结论了。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其善者伪也，今又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本生而辞让之焉。生而有疾恶焉……”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性恶论的要旨主要有二，一是强调性伪之分，把礼仪法度伦理道德等归于伪；二是强调“化性起伪”，荀子的性含有情与欲的作用，如不导化节制，任其发展，社会则无以为治，所以化性起伪、化性向善论便成为荀子性恶论的重中之重了。



那么，如何“化性向善”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荀子认为，要“化性向善”，就必须节情导欲，而要节情导欲，就必须使用“法”。他一方面强调“隆礼尊贤而王”，另一方面又强调“重法爱民而霸”，所以由于他所处时代的需要，荀子的思想逐渐由“礼治”向“法治”过渡，因而，他非常重视“法治”。



荀子的重法用刑思想大体包括以下主要原则：



一是“渐庆赏，严刑罚。”（《荀子·官国》）即加重庆赏，严厉刑罚。如其所言“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荀子·王制》）用赏赐勉励人们，用刑罚来惩治人们，以戒饬他们的心态；“赏有功，罪有罚”，借以统一人民。“赏行罚威”，即庆赏得以施行，刑罚显示威严，以使贤人得到进用，不肖者被黜退，有才能和无才能的都可以各得其所。这些思想，对现代人事思想而言，仍有较强的借

鉴意义。



二是刑赏适度，法胜私欲，“赏不欲僭，刑不欲温”。这一原则强调行赏论罚不能过分，也不能随意轻重，主张行赏适度，不因私人好恶影响其执法原则。荀子的这种重法度而轻私欲的思想，实际上可以看着是现代公平理论的雏形。赏不越级，刑不滥用，一切以法制为中心，这是对“公平”的最佳体现，这对于健全法制，调动人员积极性，以及树立严格的法制观念具有极大的意义。



三是反对“不教而诛”和“教而不诛”。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意思是说，不教育人民而用刑罚，刑罚就趋于繁乱，不能战胜邪恶；只教育而不用刑罚，奸民就得不到制裁。也就是说，荀子既重视思想教育，又严格法制，把“礼”与“法”结合起来，既反对“不教而诛”，又反对“教而不诛”，这对我国现代的法制建设有较为现实的作用。



四是人治与法治并重。荀子虽提出“法者，治之端也”，但他认为，法毕竟是“人”制定的，将“君子”看着为“法之原也”。所以，治理国家，应是“法”与“君子”的结合。
荀子的法治政治人事思想，打破了孔子的理想主义政治范畴，使政治人事思想更趋于现实，实现了“礼”与“法”的部分融合。



3、董仲舒的“大一统”



董仲舒的政治人事思想，主要是将儒学与阴阳派合流，用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法家的集权思想、阴阳家的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特征，以大一统为宗旨的神学儒学体系，对封建社会主流政治思想的基本范畴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从而基本上确立了封建社会政治发展的概貌，并通过国家的力量，将其落实到民间社会生活，成为社会阶层的心理认同，并长期影响着政治发展达两千年之久。总之，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人事思想，是各家学派的融合。



董仲舒大一统的政治人事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的假设基础上的。董仲舒在谈到性与善的关系时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抬高了“斗肖下民”，有失于统治者的高贵；荀子的性恶论，降低了“圣人之性”，有损于统治者的尊严。为了给他的大一统政治人事思想中的封建伦常寻根立据，他只就他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肖之性”中的“中民之性”而言性，即性不善论。他认为，性可以为善，但性未善，这实际上是承认人性的多样性，但却否定了人的平等性。性善恶与否，还受到两个变量的影响，即“情”和“心”，人的情欲随着外界诱惑的刺激，任本能冲突，盲目反应，放

荡不归，有悖于正义，便是恶。



董仲舒的人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选人、用人上，董仲舒强调“德”。在他看来，“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因此，他主张“是故为人君者，故守其德，以附其民；故守其权，以正其臣。”可见，董仲舒政治主张的主要倾向是尚德政治。



其次，在执政思想上，董仲舒主张“以民为本”。这与现代人事理论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相似之处。这种思想，强调“爱民”，只有“爱民”，才能为民拥护，形成一种上下和谐的局面。



最后，董仲舒强调教育与礼仪的重要性，但其所指的教育主要是指思想上的教化，在董仲舒看来，人有善善恶恶之性，可禁而不可去；性有善质，而未能全善，所以人主只能以善善之法使之服从，也就是只能以六经去进行教化，以养其性。董仲舒进一步认为，只有行教化，才能正民。他的这种教育的思想，在内容、形式上虽有时代的限制，但却进一步论证了教民的重要性。



董仲舒的人事思想，克服了早期儒学“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沟通了思想与实践的桥梁，解决了儒学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课题，使它与早期的儒学有了根本的区别。



二、中西方人事思想比较



我国古代人事思想是在性善论、性恶论以及性不善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同近代西方人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却比西方早了上千年（见图1、图2）。







X理论和Y理论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戈雷戈提出。X理论认为，人天生懒惰，没有进取之心，并总是逃避责任，只能用惩罚及其它强制手段去使其工作，金钱是唯一刺激人们去努力工作的手段，故管理时多采用大棒政策；Y理论认为，人天生勤奋，有实现自我的需要，能主动去承担责任，有较强的创造性，故管理时采用激励政策。超Y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环境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需要，人的需要是随环境而改变的。对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个人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从这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出，X理论其根源是性恶论，Y理论其根源是性善论，而超Y理论与董仲舒的性不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国的人性假设更侧重于伦理道德，而西方的人性假设强调的主要是人的工作态度与劳动观念。这导致我国人事管理思想虽然比西方早上千年，但却只

能停留在思维层次和哲学研究上，而无法形成系统的人事理论，所以，近代西方的人事思想（称其为理论更为合适），比我国人事思想更为完备、更为现实，应用范围也更为广泛，已应用到除政府以外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部门。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导致中西方人事管理思想的交融，在人事管理上，已进入中西方大一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