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历史

今日我们所谓“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

它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

也是我国古代西部地区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汉藏民族间的一种传统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之道。

这种贸易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就已有文献可考。

中唐以后,茶不但在内地有广大的市场,而且运销塞外。

据史籍记载,早在唐中期,“世界屋脊”上就盛行饮茶之风,汉地物产在藏族地区惟茶叶一项最为人民所喜爱。

当时输入藏区的茶种应有尽有。

如李肇《国史补》下卷中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

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此琶湖者”。

足见唐代已有各种茶叶从内地输进藏区。

宋时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

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

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询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

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

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

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 请如诏便’。

奏可。

仍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

自是蕃马至者稍众。

”（《宋史》《兵十二·马政》）。

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南宋人张展曾指出“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之,民恃为命”(见《宋会要·食货)))。

几句话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地讲,“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又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

契丹、西夏和女真等的崛起,及其对两宋政权的严重威胁,迫使朝廷保持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维持西南地区的和平安宁,不致腹背受敌,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童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同西部的藏族搞好关系,对两宋政权的防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没有藏族人民的重视和支持,“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也就无法形成。

那么,藏族为什么重视“茶马互市”呢?首先藏族人民对饮茶的爱好是任何其他的爱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有人形容藏族人民爱茶“倚为性命”。

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无论任何时候,藏族人民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送的礼物第一项就是茶叶加哈达,购买东西首先要买的就是茶,出外旅行必带的也是茶,家务繁多,最重要的是煮茶。

总之,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饮茶。

他们渴了喝一点茶比什么都甜蜜;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提起精神;冷了喝一碗油茶(碎骨熬的茶)立刻暖遍全身,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

难怪唐代皮日休为陆羽的《茶经》写的序中说:“命其煮饮者,除瘩而病去,虽疾医之不若也。

”藏族用茶,确实是煮饮。

有些地方,也像古代汉族人民那样把茶当药物服用。

在藏族牧区,用煮过的茶喂牲畜,马吃茶长膘快,牛吃茶增加奶量。

尤其藏族人民平时食用肉食乳汗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

因此,对于长期以来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的藏族人民来说,虽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的东西,但是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正如南宋人阎苍舒所说:“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卷二二）。

对于这一点,历代的中原统治者最清楚不过了。

因此,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力量和进行政治控制的经济手段。

四川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区。

其中名山的蒙山以夏禹足迹所至而有“禹贡蒙山”之称,以入贡“仙茶”久负盛名并列诸经史。

早在蜀国望帝以前,四川先民就发现了茶叶,经过药用、食用,发展成为重要饮料。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厉史。

到了唐代,蒙山之茶列为贡茶之首,于是有了大诗人白居易:“茶中故旧是蒙山”之说。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严道县(汉代设荣经,唐代雅安”南十里有蒙山,今岁贡茶蜀之最”。

到了宋代,茶叶生产已遍布川西各地,名茶四起,品名众多,其中一部分“用于博马,实行官营”。

据文献记载宋代熙宁十年(1077年)前设置的二十个买茶场,都在成都府辖区的眉、蜀、彭、绵、汉、嘉、邓、雅等州境内(《宋会要·食货》),
而宋代四川地区的产茶量也以川西平原四周为最多。

两宋政权为了对四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行羁康统治,在经济上则茶禁极严,“使蕃夷仰我之重”(吴泳《鹤村集》卷三七)。

对愿意服从并臣属宋朝的民族则赠茶、出售茶叶和购买马匹,因此“茶马互市”便成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

宋代居住在昌都、迪庆、甘孜等藏族地区的百姓是以藏族为主的“西蕃”的一部分,东部的康定、沪定等地,则属汉藏民族杂居或交错为邻,汉藏之间经常保持着联系。

这里,从事小农经济的封建生产关系慢慢地发展起来,许多封建主割据一方,互不相属。

虽然,宋朝统治势力不能直接到达这里,但这里的封建霸主常派遣使臣向宋王朝贡献马匹和其他土产,并接受宋朝的封爵、赏赐。

同时,民间百姓也经常把自己的马匹赶到汉源和雅安等地交换茶叶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北宋时期的茶马贸易市场主要还在西北地区。

当时,宋朝与契丹对抗,需要大量军马,这些军马主要从西北地区的秦州(天水)、凤州(凤县)和熙河(河州)等地的市场获得。

因为,这一带的马体格高大,最适合作战马用,而川西各地的马(包括昌都、迪庆、甘孜藏族地区出产的马)体格小,不宜作战马。

正如《宋史·兵志》中记载:“布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康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

”可见当时川西的茶马互市仅为羁康诸少数民族而已,实际大量的战马来自西北的茶马交易。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陕西(即西北)的茶马道受阻,北路马源告竭,这就是所谓“马道梗塞”,但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并没有停止,所以仍然偏要很多战马。

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把茶马互市重点转移到西南地区来,而主要是在川西,并辟了西路马源。

黎州和雅州,在当时既是通往藏族地区的要道,又是茶马互市的中心之地,所以宋朝规定了“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史·兵志》)。

并在名山设置“茶马祠”统一管理茶马交易。

于是渐渐把原来民间零散的茶马交换集中起来,使之成为有组织的市场.从此,大渡河以南和以西的广大藏族纷纷来此贸易。

有的一年一次,有的半年或三月一次,有的一月或两月一次。

每年单就官府所得额定马匹达两万匹之多。

公元1181年,仅黎州一处即市马3341匹。

藏族尤喜雅州、名山等地的茶,所以宋朝规定这两地的茶专用于博马,不得它用。

于是以茶马为中心的汉藏民族贸易往来在昌都、雅安、汉源、康定之间,形成汉藏关系史上“茶马互市”重要的经济区。

北宋时汉藏之间的茶马交易主要在黎州,其贸易道路是由今天的沪定之沈村、磨西面到汉源。

南宋时则开碉门(今天全)为主要茶马市场。

因此,藏汉间的茶马贸易道路改由打箭炉(康定)经瓦斯沟、天全至雅安。

这样一来,黎州的茶马交易渐渐衰退。

南宋对茶马交易的规定是很严的,从西藏或甘孜藏族地区出来的藏族商人只能到碉门或黎州为止,不得直接到产茶的雅州和名山,汉商也不能逾此以西。

直到元代,因雅州以及部分康藏地区在行政上均隶属于陕西省,这种内外之限才打破,藏汉互市方由碉门西移至打箭炉(今康定)。

宋朝重视“茶马互市”的主观意图除了经济和军事(或国防)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考虑,概括为两个字就是“羁康”,正如南宋兵部侍郎陈弥所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康远人,不藉马之为用,故鸳胎下乘,一切许之入中”(《宋会要.兵》)。

庐州知州何惠在谈到叙州设场市马时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增,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糜之术,意宏远矣”(《宋会要.兵》)。

“茶马互市”客观上促进了藏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两宋时期,川西藏族地区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动乱。

同时,“茶马互市”过程中,宋朝政府的商务机构在沿边各地“召募蕃商,广收良马”,频繁的商务贸易往来,促进了汉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加快了康藏地区社会封建化的进程。

藏区的马匹和珠玉等土产从打箭炉输出,经雅安输入内地,汉族人民生产的茶叶、布帛等物资又大量地从雅安、汉源等地输出,经打箭炉远销整个藏族地区。

有趣的是藏族人民至今称茶为“甲”。

据任乃强教授考证,汉族在古时也称茶为“槚”,如陆羽《茶经》中说:“其名一日茶,二曰槚”;《尔雅》中说:“槚,苦茶”,《说文》“茶,苦茶也”,唐以前茶称茶。

郭璞《尔雅注》云:“槚树小似桅子,冬生叶,可煮羹饮”。

因此,认为今天
藏族呼茶为“甲”实际是“槚”的译音(见《西康图经》)。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茶在古时产生于内地汉区而不产于藏区,藏族对来自汉区的物产完全有可能借用汉族的称谓。

正如过去从汉地传进藏族地区的萝卜、白菜等菜类,就是借用汉语名称而略有变音的。

同样今天藏语口语中许多现代设备也是借用外来名称,如“电视机”“KTV”“VCD”等等。

这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况且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

藏文是根据印度古代梵文而创,而在古梵语中没有茶和指茶的文字。

因此,藏文在唐代初创时,对于唐朝输进的茶叶没有现存的词汇,因此很有可能参用汉文的音义,即“槚”。

宋以来,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或“茶马古道”建立起来的交流和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

元朝后,由于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统一的版图,并在西藏建立了以萨迎派为主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中央王朝开始加强对藏区的治理。

元世祖忽必烈率兵,一边用武力征服康藏各地武装,一边派人沿途“招喻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凡“内附”者授以世袭官职,并“玺书及金银符”(《元史·世祖本纪》)。

元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政策,并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

自此“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管理、经营均发生了重要变化。

元朝为了加强对康藏地区的治理,十分重视前往西藏的交通畅通,把以“茶马互市”为主干线的进藏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释路,并一路设置释站进行管理。

元代,在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共设置了十九处释站。

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之道、沿藏之道、安藏之道。

“茶马古道”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对中央政府而言,“茶马古道”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似乎重于经贸作用,到后来“茶马互市”从直接由中央政府经营,逐渐引向任藏汉民间自由互市,互通有无。

到了明代茶马交易又开始兴旺发达。

明洪武十七年仅夭全县一带,“是岁四川碉门(天全)茶马司以茶易马,骡五百九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

天全、雅安地是明代藏汉之间茶马交易的主要市场,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壬午,四川雅州碉门茶马司以茶一十六万三千六百斤,易驼、马、骡、驹百七十余匹”(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兵部奏:是岁雅州碉门及秦、河二州茶马司市马,得二百四十余匹”(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茶马互市的兴旺景象。

昌都、甘孜藏族地区的各族人民,是茶马互市的积极参加者。

正如《明史》记载:“每岁长河西(今康定一带)等处番商以马于雅州茶马司易茶”。

当时茶马交换的定价不是很稳定的,早期考虑到藏族人民到天全、雅安等地,来回路程遥远,交通不便,因此一匹中等马就可易茶一千八百斤,由天全茶课司支给。

于是,来卖马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生意兴隆。

后来,明王朝又开始实行低价购马的政策,一匹上等马仅给茶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仅给七十斤,马驹才给五十斤,以后甚至下降到上等马八十斤,中等马六十斤,下等马四十斤(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

这种不等价的交换,引起了藏族人民的极大不满,许多藏族商人不愿做茶马交易,迫使明朝在永乐年初“递增其数”,于是市马者又逐渐多起来,茶马交易再度兴盛。

不过这种互市只限于官府,私人的茶马交易当时是严格禁止的。

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私茶,并制定了“茶引”制度,后来由“茶引”进一步发展到“引岸”制度。

所谓“引岸”就是要固定地区,额定课税标准,由明朝官方发给特许凭证—“茶引”。

没有茶引,不能经营茶业;有“茶引”者限制在一定地区销售。

雅安城南关有所谓“蛮市”,即明代茶马互市旧址。

明嘉靖中年,定四川“茶引”为五万道,其中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

所谓“腹引”,即行销内地茶的凭证;所谓“边引”,即只能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销售的茶证。

行销打箭炉一带的称“南路边引”,也就是后来的所谓“西康边茶”。

以灌县为制造中心,行销理、茂一带的茶称“西路边引”。

当时还规定每引配茶一担(一百斤左右),纳课税一两二钱,后来根据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改订引茶五包纳课税一两二钱。

《雅州府志》记载:清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引”情况为,雅安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引,名出一千八百二十引,荣经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四引,天全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引,工仔睐二万零三百引。

合计茶引十万零四千多张,销售地均在打箭炉。

可见,
自明代以来仅官府规定的茶马交易已有相当的发展。

朝廷明确规定,商人认引以后,按引纳税。

虽然茶引可以转让,但非到人亡产绝,不能注销。

明朝廷之所以如此控制茶叶的销售,其目的是利用茶马交易,控制少数民族,巩固其统治。

尽管如此,汉藏民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始终不断,藏族人民经常以马匹、借毽等物,到内地换取盐、茶叶和布匹。

甘孜藏族地区的藏族人民“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

当时雅安、打箭炉等地,已成为藏汉人民互市的场所,甚至有的汉人还跋山涉水,深入到更远的藏区,从事贸易活动。

随着藏汉两族民间贸易的频繁往来,官府茶马交易出现了十分萧条的景象。

正如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救右军都督府曰:……迩因私茶出境,马之入互市者少,于是彼马日贵……茶日贱”,各地土司对引岸制度的束缚表示不满。

明永乐十三年(14巧年)二月,“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司言:西方无他土产,惟以马易茶为业。

近年禁约之后,生理甚艰,乞仍开市,庶几民有所养”。

足见明朝制定的茶叶引岸制度实际上阻碍着汉藏贸易的发展,官府组织的茶马司也越来越不能满足汉藏民族间日益增长的茶马交易需求。

因此,民间的往来贸易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发展。

除了民间的贸易和官方组织的茶马交易之外,藏区诸土司的上层喇嘛还以朝贡的方式至内地贸易。

他们朝贡的人数多则数千,少则数百。

贡使带来的货物有马、借毯、珊瑚、犀角……等等,货物琳琅满目,而朝廷也照例给以绸缎、茶、钞等优厚的回赐。

这种贡赐关系实际起着交流货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贡使带来货物,官方都要给价,并准予开市贸易,途中往来可免费乘马,沿途受到地方招待,至京又获厚赏。

所以藏区的土司及上层喇嘛争相前往,甚至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

明代茶马交易的兴盛,促进了汉藏两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据文献记载:明嘉靖年间,汉区的雅安、工卜睐、天全、荣经、名山等地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茶号商人达八十余家。

与此同时,边茶的主要销售地打箭炉,明以前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凉的牧场,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红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四十八家“锅庄”先后形成,日渐繁荣起来。

“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古道”更加畅通,但“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

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为中心的各民族之间的来往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

虽然藏族对内地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但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和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增加。

而内地对藏区的马需求明显减少,对藏区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大幅增加,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把“榷茶”制度改为“引岸”制度。

在经营上改宫茶为商茶,更加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的各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从此,从东部的康定开始经甘孜、德格到昌都或经理塘、巴塘、芒康到昌都,再从昌都到拉萨,由康藏地区大寺院、大土司、大商人组织的商队马帮络绎不绝。

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翻开了新的一页。

曾经一段时期内,英帝国主义拉拢汉族茶工到锡金种植茶树,发展茶业,企图争夺对藏区的贸易市场,进而达到削弱和破坏汉藏关系之目的,然而藏族人民仍旧千里迢迢来内地换购他们喜爱的“边茶”。

1941年统计,仅康定出关的茶叶达50万包,其中运到拉萨一带的有20万包。

“茶马古道”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虽然最后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但它的历史作用还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