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度量理论和方法研究

度量法和联合国消费结构度时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农村实行提出了一种新的农民生活度量
(邮编：336500)
化生活需要。

度量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起着度量中国发展水平的作用。

如何科学地度量农民生活水平，不仅是人们日常议论的话题，而且也是经济统计学研究的课题。

农民生活水平度量，既是生产资料核算，更是消费统计核算。

人民消费问题，已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对消费关系的观察和分析，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统计分析的重点。

为了描述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统计局曾对度量农民生活水平作过一规定标准。

为了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的生活水平，联合国依据恩格尔系数也作了一些规定标准。

本文
jz〗一、我国现行收入水
度量这一小康水平，有的说，以人均年国民民入一千美元作为标准，有的说，以人均国民收入八百美元作为标准。

至于价格变动系数和美元换汇率在此暂时不论，要度量我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首先必须度量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我国农民的生活是不是小康水平。

因为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达不到小康水平，仅靠百分之十的人口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目标的。

因此，国家统计局曾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收入水平指标作为度量指标作了规定，
规定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为贫困生活水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至500元之间为温饱型生活水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至1000元之间为宽裕生活水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1100
法的理论依据是：没有生产，就没有收入，生活就贫困；生产不好，收入不多，生活就不宽裕；生产越好，生活水平越高。

它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这种度量法在理论
理。

对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这两个范畴作了科学的界定。

我认为这种度量法遗忘了马克思关于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即消费促进生产的理论，因为农民通过生产过程所获收入，一部分要用于生产消费，一部分用于生活消费。

据我国农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 86.9%下降到1982年81.5%。

即农民在纯收入中要积累到来年生产消费的比重在上升(见《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

这就是说，农民的生活消费和生活消费在纯收入中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一个按纯收入达到已经规定标准的小康水平的农民家庭，由于他在纯收入中用于生产消费支出占有较大比重，而用于生活消费的比重就要减少，因此，他的实际生活则不可能达到小康水平。

活水平，只是在绝对量上反映了一个方面，不能反映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化，因而也就不能如实反映生活水平的高低，例如两个收入水平相同的农民家庭，由于他们的消费结构不同，如果一个家庭把收入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费上，而穿着、住房、文化娱乐等消费支出很少，而另一个家庭不仅吃得好、穿着好、住房好，而且文化娱乐等精神性消费支出都占有一定比例，这说明前者农民家庭生活不如后者生活水平高，况且人均年纯收入一千元的标准规定得也不准确。

新余市现有一部分农民成了万元户，人均纯收入超过一千元，但深入其家庭一窥，按照国家现行规定标准，最多也只能算得上生活是宽裕水平，因为他们把大量资金还是用在食品和盖住房消费上，而文化等其它精神性消费比重还很小。

据新余市农村住房抽样调查资料表明，1987年农民平均每人食品和住房两项消费支出就占了总生活消费支出的 74.9%，而文化等精神性消费支出只占5.5%(见《新余市1987年统计资料》)，可见，仅仅用农民人均年
jz〗二、联合国消费结
研究，得出一个普遍规律。

他把工人家庭生活费用分为饮食、被服、住宅、燃料灯火、家用器具、文化教育、旅游保安、卫生保健、劳动服务费等。

他认为，工人家庭越贫穷，其用于饮食费用的比重越大；收入增加，吃穿等生活支出比重逐渐下降；文艺、旅游等支出比重逐渐上升，烧支出比重趋于常量。

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

为了反映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

他用生活消费结构相对数来度量，即用食品消费支出金额占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的比例进行度量。

这就是恩=[sx(]食品消费支出总额〖〗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sx)]×100%
家国民的生活状况，用恩格尔系数来划分贫困和富裕的程度，并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进行国际间的度量。

其规定标准是：系数在59%以上为绝对贫困；系数在50-59%为勉强度日；系数40-50%为小康水平；系数在30-40%为富裕；系数在30%
马克思关于消费品中“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60页)就是说，生活消费支出要分配到消费品的各个方面。

一个生活水平高的家庭，除了吃好以外，穿、住、t地、玩等各方面均要好，这就需要各方面消费支出；一个生活水平低的家庭，他只能大部分消费在吃的方面，“民以食为天”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前提。

这种度量法由于科学地反映了消费结构的变动。

因此，在度量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有很强的适应性。

民在消费方面与工人是不尽相同的。

因为工人靠工资收入，收入基本上都用于生活消费，而农民的收入不仅要用于生活消费，而且要用于生活消费，收入以后的分配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

其二，如果借用恩格尔系数，而与联合国规定的标准口径一致，在度量农民生活水平时，应当将联合国规定标准降低一些。

因为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民，只有降低一些以后，才能达到我国在度量国民生活水平时与联合国规定标准一致。

其三，这种度量法只用一个相对数表示而没有绝对数，其好处是避免了物价变动因素和外汇换汇变动因素。

其坏处是，倘若一个勉强度日的农民家庭，他为了使自己成为小康水平，千方百计在食品消费上支出减少，这就产生了矛盾。

因此，本文认为联合国恩格尔系数法用于度量我国农民生活水平
jz〗三、
民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国家实现宏观管理进行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重要条件，它既表现出高层次决策的宏观方面，又表现在反映农民生活消费情况这一基础层次的微观方面。

因此，农民生活水平度量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经济理论为原则，又要坚持与国际标准相统一
1978年以前中国农村是比较落后的，农民用于生活消费的数额很少，平均每人只有116元以下，其中用于食品消费支出高达68%以上，余下一点数额用于穿着、住房、燃料灯火和文化生活等方面。

可见，农民的生活水平用联合国的标准来衡量，基本上属于绝对贫困。

1978年后，党在农村的政策发挥了效能，农民的收入逐年增加，用于食品消费支出数额逐年增加比重逐年下降。

住房消费支出比重上升，到1982年比重上升到10.25%，五年上升了7.1个百分点，而文化等精神性消费支出比重一直在2.5%徘徊(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01页)。

这说明农民收入增加后，一方面用于吃的，一方面用于改善住房条件，当然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

但是，用于文化等精神性消费却表现出不明显改观，比重呈下滑趋势，燃料灯火消费支出比重下滑后在一个常量间摆动，说明可以借用恩格尔系数。

但在借用恩格尔系数度量农民生活水平时，应当赋予新的标准，不能照搬
生产，应当坚持合理积累的原则。

没有一定比例的积累，就不会有扩大再生产，在度量农民生活水平时，一定要确定合理比例的积累，这是引导农民合理消费，克服生产短期行为的重要原则，农民生活水平越高，其积累率越高，生活水平越低。

高水平表现在高消费，高消费
只有高收入，才有高消费。

但在使用绝对数度量农民生活水平时，要规定一个物价指数的变化限度，因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纯收入这个绝对数受物价变动影响。

根据我的实验，当物价指数每年在±3%以内变动时，所规定的绝对数标准是可以用来度量的。

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在度量应当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再进行度量。

在进行国际间对比时，外汇换汇率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或者以当年的换汇率核算，否则会出现虚假现象，甚至不能与国外比较，这是不
平时，收入积累消费度量法应当包括三类核算指标，进行三个层次度量：一是继续使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二是增加积累率指标，用公式1-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农民人均年纯收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300元以下，积累率在10%以下，恩格尔系数在60%日生活水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300至800元之间，积累率在10%至15%之间，恩格尔系数在55%至60%800元至1500元之间，积累率在15%-20%之间，恩格尔系数在45%至55%1500至2000元之间，积累率在20%至25%之间，恩格尔系数在35%至45%
人均年纯收在2000元以上，积累率在25%以上，恩格尔系数在35%
量法是三个层次三种指标同时计量的方法，因此是一种新度量法，只有三个指标的数值都达到规定标准，才称得上达到某种生活水平。

如果只达到其中的一项或两项标准，也不能算是达到某种生活水平，只能按其中最低一项指标数值的规定标准的生活水平。

假如有一个万元农民户，其人均年纯收入为1400元，积累率为18%，恩格尔系数为49%，按规定标准应当是小康水平，但是，如果积累率只有13%，即使其恩格尔系数保持不变，也只能算作是勉强度日生活水平。

如果再加上其恩格尔系数为57%，就更应是勉强度日生活水平了。

再如果其积累率只有13%，而其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6%，也只能算作是勉强度日生活水平。

因为一则他积累太少，把钱用在生活消费上太多；二则他为了盖房子添家具或出外游玩等，而在食品消费上粗茶淡饭，减少了食品消费支出使恩格尔系数下降，出现了一种虚假的富裕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