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

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

中等强国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在国际体系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平衡角色，甚至在某些领域拥有大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它们可供支配的外交资源较丰富，实现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较强，能够对地区及国际进程产生一定影响。它们积极参与国际及地区事务并发挥建设性作用，往往是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活跃角色或中坚力量。［1］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的地区化趋势使得中等国家活动空间扩大，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及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地区及国际体系的演进。［2］

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韩国由最初的弱小国家逐渐上升为东亚地区核心国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已在一些重要方面达到中等强国标准。以1991年加入联合国为契机，韩国采取世界化、多边化、多元化和地区合作的政策，积极推进联合国外交、经济外交和环境外交，进一步扩大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它当选为1996～1997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1996年成为OECD第二个亚洲成员。进入21世纪，韩国谋求成为国际社会中坚国家的态势进一步增强，其软硬实力都在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竞争力及其缴纳的联合国会费都处在前列。近几年来，韩国在20国集团中试图充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与仲裁者，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发挥了一定的协调作用。

尽管韩国定位于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促进自身的“全球化”，但它在这一层面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韩国一直试图超越以东北亚为中心的区域外交，向更广阔的亚洲地区拓展，从而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其中，东南亚已成为韩国亚洲外交的桥头堡，通过与该区域国家及其地区组织的多层面合作，韩国得到了增进国家利益及国际威望的重要平台。

一、韩国东南亚外交的自主性趋于增强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最初是追求特定的政治利益，即获得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承认。但在具备中等强国实力后，这一目标已经向谋求较高的国际威望转变，例如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地区主导国家。另外，促进朝鲜半岛问题的有利解决也始终是韩国东南亚外交的动因之一。下面就从韩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以及与东盟的整体关系这个角度，对韩国的东南亚外交如何发展到战略层面作一概括分析。

(一)双边关系层面的政策目标不断拓展

早期韩国的东南亚外交明显受到冷战格局的制约，在亲美外交主导下，获得足够的外交承认是这个弱小国家的首要目标。最初，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多是一些亲西方的东南亚国家：1949年，菲律宾成为第一个与韩国建交的亚洲国家；1950～1960年，南越、泰国和马来西亚先后与韩国建交。①

李承晚政府拒绝与承认朝鲜的国家建交，对奉行中立政策的不结盟国家抱有敌意，例如当时的印尼和柬埔寨。到1960年，与韩国建交的国家有15个，其中东南亚地区有4个，其重要性仅次于西方国家。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外交承认，李承晚下台后的韩国对于不结盟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改变，逐渐接受双重承认原则。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趋于缓和，韩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的束缚，谋求交往对象多元化，与东南亚的不结盟国家出现了一波建交高潮，包括柬埔寨②、印尼、老挝③、缅甸和新加坡等国家。到70年代后期，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空间的拓展，韩国的合法性基础得到巩固，并在与朝鲜的竞争中开始取得优势。随着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趋势的发展，80年代韩国推行全方位外交，试图从“东亚边缘”走向“世界中心”，并通过首脑外交积极开展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交往。1981年，全斗

焕访问了印尼等东盟五国；韩国支持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东盟则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理解韩国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加之与朝鲜同时“入联”使二者的正统性之争得到解决，韩国外交的主动性和空间得以进一步拓展，成为亚太地区新秩序的积极塑造者之一。随着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卢泰愚和金泳三政府在“世界化”战略下，继续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首脑外交与经济外交。80年代末至90年代，韩国迎来了又一波建交高潮，其中包括1992年与越南建交、1995年与老挝复交、1997年与柬埔寨复交。1998年，韩国还派遣10名观察员监督柬埔寨大选。［3］(P187)

进入21世纪，卢武铉政府奉行更加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政策，通过加强同东盟的关系积极参与亚洲事务。东南亚成为仅次于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区域，是韩国实施“均衡外交”的重点区域。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显示出更大的抱负，试图超越“东北亚均衡者”定位，明确提出韩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为此，韩国在全球外交下更加广泛地参与亚洲事务，扩大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向本地区大国与小国、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桥梁”国家迈进。

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韩国将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通过参与地区事务赢得信任、提升自身影响力，当作东南亚外交的重要方针。2009年，李明博在访问印尼等国时提出“新亚洲构想”，明确将以东北亚为重点的韩国区域外交拓展至整个亚洲，合作领域也由经济向安全、文化等层面扩展。新亚洲外交的核心是加强同东南亚的关系，推动与东盟的实质性合作，［4］把东南亚作为亚洲外交的跳板，超越东北亚区域外交的局限性，进一步实现外交格局的多元化，使韩国成为具有更大影响的地区主导国家之一。韩国积极参与亚洲地区利益角逐的直接动因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与东南亚的地区合作。事实上，韩国要在全球层面上发挥更大影响，也离不开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在国家关系层面上，2006年以来，韩国已与印尼、柬埔寨、越南、泰国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菲律宾的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东南亚已成为与韩国建立这一级别关系最集中的地区。

(二)与东盟的整体关系逐渐向战略层面发展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就希望与东盟发展关系。1989年，韩国与东盟建立了部分对话伙伴关系；1991年，双方进入了全面对话伙伴阶段，韩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中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双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韩国更积极地看待与东盟的合作。在1998年“10+3”峰会上，金大中提议建立“东亚展望小组”，由13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谋划东亚地区合作。根据2000年“10+3”峰会的决定，次年又成立了“东亚研究小组”，负责提出和评估有关地区合作建议，并由韩国和越南分别担任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协调人。金大中还主张将“10+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东亚共同体，这一提议得到了2002年“10+3”峰会的认同。进入21世纪，韩国与东盟的合作议题已深入到政治层面，彼此成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受到中日两国相继确定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激励，在2003年“10+1”峰会上，韩国也提出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在2004年“10+1”峰会上，双方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韩国决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2005年“10+1”峰会上，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关于落实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

2009年韩国与东盟在济州举行特别峰会，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韩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基本完成。在2010年“10+1”峰会上，双方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制定了五年行动计划；韩国还提议建立“韩国—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机制，以加强同湄公河五国的经济合作。2011年，首届韩国—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举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