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文学成就

四、建党前后
新文学观念的发展，是在复杂的阶 级斗争中行进的。新文学观念，既 要同封建复古势力进行搏斗，又要 和文学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 五四”运动前后到1921年7 级右翼展开论战，从而为新文学的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 成长扫清前进的路障。而在这场斗 共写了135篇富于战斗性的 争中，李大钊则做得最为坚决、勇 敢和端正。
文学上也有着很高的造诣。
一、幼年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１８８ 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李大钊出生前七个月，父亲就离开人世，出生后不久 母亲也去世。李大钊是由其大祖父抚养长大。他的大 祖父李如珍老人非常重视大钊的教育，早早让其读书 识字。而幼年大钊天资聪慧，热爱读书。 幼年时，他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等痛心的历史故事。 五岁上，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那年，爆发 了义和团运动，冀东各地也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的组 织。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 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 勇反抗，在大钊同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 李大钊幼时读书的地方
“ 五四”及“五四”新文化 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 领导而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也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历史观和文化观，以至斗争策略， 都在运动中起了主导和领路的作 用。这个历史的结论，是任何怀 疑都掩盖不了的，也是任何否定 和冲淡所抹杀不掉的。这个结论 本身，就证明了李大钊在中国现 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也证明 了李大钊在中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 专门学校 。
１９１３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 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 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 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
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 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 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 国志士。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13年，24岁的李大钊就写文章， 他的文学观念也和他的社会观、伦理 观、道德观一样，表现了对时代“隐 忧”和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以极 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揭露北洋军阀 的盗权辱国、侵蚀共和的罪恶行径， 疾呼“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 也！” 同年，李大钊撰写了《文豪》 一文，相当全面地披露了他的呼唤文 学“救人救世”、改造世界的文艺观 并探讨了文学发展与社会、与情感、 与世界观等的关系。李大钊从步入人 生的征途起，就一直昂奋热情，从没 有消沉过、悲观过。他从一开始就坚 持将文艺作为改造人心、改造世界的 武器，这就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 的文艺观铺平了道路。
李大钊的文学
思想成就
前言：李大钊，字守常，河北 乐亭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 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 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 历史地位。 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 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 拓的著名学者，李大钊同志在
三、五四时期
李大钊的文学阵地
１９１６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投 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 李大钊以《新青年》、《每 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 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 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 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 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 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 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此时李大钊最鲜明的思想色彩是突出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伟力，自觉地把自己 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同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文学观念上， 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更紧迫的课题。
在《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15日）一文中，李大钊强调， “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 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 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 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在《青年与农村》一文 中，他特别希望青年“到农村去”，因为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 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杂感《光明与黑暗》（1919年3月2日），可说是 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写成的论文，文章虽然短小， 但却在现代美学与近代美学中间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光明与黑暗的区 分，就是美和丑的区分。劳动创造了美。美总是和劳动、工作、创造不可分 离。人的美，人生的美，就在于劳动和创造之中。这种美学观念的意义无疑 是划时代的。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了一 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他是1918年下 半年开始接受新的世界观――一马克 思主义的。当时思想界活动着一批骁 将，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吴虞、 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 人等等。那是一个群星闪烁、人才辈 出的时代。可是，只有李大钊为十月 革命的炮声所震动，在寂寥而翻转的 文坛上，呐喊出社会主义的空谷足音。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文艺观―― 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不是别人，不是 更有名气的急进者陈独秀，也不是那 些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思想勇士， 而是在人看来质朴敦厚、不苟言笑的 李大钊。李大钊是在中国现代文艺思 想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宣传家。 他当初的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散文中 “五四”时期散文的杰出代表。
在大钊同志的家乡，大地主、大商人残酷地剥削农民，阶级分化也日益加剧。 全村七千多亩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几家地主手里，加以连年天灾，更使广大 农民饥寒交迫。大黑坨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线串黑豆场街卖，河里杂 草上戥盘。” 大钊同志看到了这一切，心中充满了疑问。他常向老师问道：“为什么洋 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问得老师也无法回答。 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侵略者，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败的清朝 政府。十三岁时，听了老师黄玉堂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他就激动地说：“我长 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虽然，祖父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他却沿着一个爱国者和革 命者的道路前进了。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 亡之中。正象后来他在《狱中自述》里回忆的：“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 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常常和要好 的同学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他热烈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读着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手不释卷。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到了“五四”运动前后，面临一次 全面的质的挑战和严肃的选择。这种挑战，是中国传统 文学观念衰老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带着 生机和活力潮水般涌入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则是现实 需求和社会呼唤的理性行动，是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合 乎逻辑的一次发展。 李大钊正是在这个抉择的关口上，以他特有的纯 朴和深刻，以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洞悉和了解，特别 是以他对先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在“五四” 文学革命的浪潮中，举起了自己鲜明的理论旗帜，从 而影响并导引了一代乃至数代英勇的文化战士。
李大钊始终抱着“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的观念，不孤立地提倡文化建 设，不是等待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好了再去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是在社会政 治、经济的实际变革中，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既不一棍子打 死，也不嗜痂如癖，而是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李大钊又一超过同辈 人而具个性的文化品格。
论文，平均不到六天就写出 一篇。如果从1919年5月算 到1926年末及被捕前，李 大钊共写出论文203篇，尽 管革命活动繁忙，仍以平均 13天左右的速度写出一篇。 这个数字，从一侧面也相当 有说服力地反映了李大钊在 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 义活动中所起的巨大指导作 用。
这时期，他愈益提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反复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 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 他的实境”，“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企盼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企盼 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从黑暗的牢笼中打出一道光明。他认为人生的平凡发展，有 时不如壮丽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 中。”他特别鼓励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 第一次公开演讲会上，他热忱地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习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 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生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 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文艺上，此时李大钊一面继续申论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教我们发扬蹈 厉”、“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一面力排众议，论证社会主义将给文学 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他说：“社会主义与学艺，有许多人皆谓社会主义所建设 之社会，是阻碍艺术，不能有所发展。然吾等考查社会主义之一种，不但不妨碍 学艺，而且使之发展；至于资本主义反阻碍艺术，使之不能发展。”他在《社会 主义释疑》（1923年11月13日）一文中说得更加明确：“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 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 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 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 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 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 发展的机会就是了。”
这一时期，李大钊在文艺和美学观念上的进展也留下了明显的轨迹。 李大钊从日本辍学回国后即与友人办《晨钟报》，并参加《甲寅日刊》及《新青 年》的编辑工作。《晨钟报》被查封，改名为《晨报》重新出版，在李大钊倡议 和帮助下创办的《晨报副刊》，是当时国内出现的第一个“副刊”。它对推动当 时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 《〈晨钟〉之使命》一文，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 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 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这是一段很值得 注意的文字。这里不再简单讲文艺具有“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的伟力，而是 把文艺视为一种文明的“先声”。尤其醒目的是，李大钊把新文艺兴旺的条件放 在依靠“一二哲人”身上，而这种“哲人”又真能成为解放的领袖，精神的导师， 这是颇有深意的。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李大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一种新 的艺术哲学――此时还未到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朦胧预见与期待。他在苦苦 地寻找这样的“哲人”，一旦这种“哲人”在世界上已出现的消息传入中国，他 就会率先的起而迎接，而他自己在传播和弘扬这种精神的时候，也会历史地扮演 中国新文艺勃兴势必赖有的“哲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