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乐黛云)

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

乐黛云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人类对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讨蓬勃发展。作者通过对中国跨文化研究５０年来历程的回顾,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必将在２１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世纪末的深处,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世界殖民体系分崩离析,独立的亚、非、拉各民族国家构成了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作为２０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特征的垄断经济和帝国主义战争已逐渐被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所代替;另一方面,２０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在逻辑学范式之外,现象学范式也得到了广泛应用。逻辑学范式将一切思想和叙述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如正———反———合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罗万象,构成了具有一致性的“大文本”或“大叙述”。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人,它强调对具体经验到的东西采取尽可能摆脱概念前提的态度,“回到直觉和回到自身的洞察”。原来的“大文本”或“大叙述”被解构了,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以及被“大文本”或“大叙述”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虽然它也导致了某种离散和互不相关,但它所起的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发挥创造力等的巨大作用,的确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加以高科技传媒的飞速发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一般来说已较难受到阻扼:这一切都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然而,另一方面,当前文化的多元发展也受到多方面的威胁。最明显的威胁首先是顽固存在的各种文化中心论:首先是西方中心论,而某些“东方中心论”又重复着西方中心论的老路。另外,原有利于文化多元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可能转变为封闭、排他的文化部落主义: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他文化的优点以及自身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保持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结果是本文化的停滞、衰微,以至绝灭。加以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以某种语言文字为主导的跨国信息流很可能会压抑他种语言文字,从而限制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特别是信息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时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以至使其他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压抑,失去“活性”,最后使世界文化失去其多样性而“融为一体”！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吞并”、“文化一体化”的企图都会削弱文化的多样性,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经济、科技全球一体化和保持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将是全人类在２１世纪不得不面临的新现实。如何根据各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化解这一矛盾,使世界文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是人类进入２１世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沟通,以达到互相真诚理解和宽容的目的,实在是促进这一矛盾转化的关键之关键。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为达到这一目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２０世纪后半叶（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上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的急速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更是蓬勃发展,硕果累累。跨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必将在２１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世纪末的深处,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

建国初期的跨文化研究

中国自２０世纪以来,已逐渐培养出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吴宓等。他们和他们的学生,特别是他们所建构的学术环境（尤其是清华大学）为中国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解放初期的１５年里,余荫所及,还出现了相当一批很有分量的跨文化研究学术专著。其中如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齐思和的《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贺吕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札》、朱谦之的《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等,都是一时难以企及的学术精品。在这一段时间里,各种报刊杂志有关跨文化研究的讨论始终不断。如朱谦之的《十八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张轶东的《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何兆武的《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朱光潜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等等,都是材料翔实,立论有据,文风朴实,与同一时期大量存在的、以为“真理”在手因而盛气凌人的行文作风全然不同。

但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文化现象还是向苏联“一边倒”,大量强制性地灌输苏俄文化。应该说,这对于帮助中国走出封建文化,培养一代新人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强制性文化灌输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特别是作为苏共中央文件下达的、充满极左教条主义的日丹诺夫的三个报告更是如此。如他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将文学定位于“对人们进行政治教育”,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在很长时期内都成为一种独断的遏

制;他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会上的演词》,提出哲学就是要“以新的、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来武装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青年”,从此,哲学研究不再有自由思想,一切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的《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家会议席上的演辞》大反西方音乐的“形式主义”,为中国艺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划定了条条框框。我国人文学科长期缺乏独创性,比较停滞,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与此同时,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清算他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开始（１９５４）,中国对２０世纪前半叶传入的、除“苏式”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思想影响进行了全面扫荡。这种在文化方面的灌输和扫荡带有很强的政治强制性,既不同于本世纪初的自由介绍、自由选择,也不同于过去宗主国向殖民地进行文化灌输的旧模式,其经验教训仍是今天的跨文化研究中一个必须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之后,２０世纪以来曾经蓬勃发展的跨文化传输和跨文化研究渐趋沉寂,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在６０年代初期,也还有一些可读的文章,即便是批判文章也如此。如贺麟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从７个方面总结了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其学术词汇虽有某些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嫌,然而毕竟不同于寻常之辈,在批判中却也能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学养:再如徐典绪的《论太平大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虽然囿于时见,“爱”“憎”分明,然其所述拜上帝会对基督教的曲解与改造,则充分显示了接受者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之影响中会留下怎样深刻的印痕。

６０年代,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的是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前后,史学界围绕世界历史的撰写问题展开的对“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反思与批判。周谷城先生在《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２期上发表了题为《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的文章,提出世界历史“既不应以欧洲为中心,更不应以亚洲为中心”,此文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连续召开研讨会,围绕该文着重讨论了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如何击破“欧洲中心论”及建立世界史新体系的问题,《文汇报》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吴于廑先生发表于《江汉学报》１９６４年第７期上的《时代与世界历史———试说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堪称此一讨论的总结性文章。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

即排除地域或种族的偏见。吴先生对古代与近代各种世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和比较,对现代世界史上“近东”、“中东”、“远东”等词汇的使用及以势力强弱对比为依托的撰写策略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新的世界史必须只有两重标准:一是它必须体现与世界历史的一致性,二是必须说明世界历史由闭塞的、非整体的达到整体性的发展。文章高屋建瓴,代表了当时的史学水平。

文学方面的跨文化研究则有钱钟书先生的《通感》（１９６２）、《读拉奥孔》（１９６２）和《论林纾的翻译》（１９６４）。这些论文都是在世界文艺理论的语境中,以中国诗学为本,参较他国学术,广征博引,缜密入思,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开创了“以中释西”、“以西释中”的“双向阐释”的先河。《论林纾的翻译》通过分析林纾译本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总结出不少有关译事的珠玉之论,堪称现代译介学的典范之作。

此外,较多的是有关鲁迅对于中西文化汇通的研究。５０年中,最早出现的探讨外国文学对于鲁迅创作之影响的文章,是冯雪峰发表于《新华月报》１９４９年第１２期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曹未风的《鲁迅与外国文学》、乐黛云的《“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它们在鲁迅研究中,自觉地以跨文化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特色。前者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宏观把握中有微观分析;后者则深入探讨了“五四”以前鲁迅先生的思想递嬗及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具体剖析中见总体归纳。

在新时期的前夜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短短３年,正是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大潮的前夕。在此期间,跨文化研究的文章迅速增加,其中不少论文在研究的领域、范围、对象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如邢贲思的《哲学与宗教》（１９７８）、陈元晖的《严复和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冯天瑜的《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在华学术活动》、杨宪益的《译余偶寄———安徒生神话里的皇帝的新衣》等等。这些文章多少暗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松动迹象,但相比于数量方面的收获,质量方面显然不尽如人意。

作为跨文化研究里程碑的学术巨著是１９７９年出版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４卷。

《管锥篇》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突显出互为参照的各种重要文化现象。全书围绕《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１０种中国传统文化原典,引用８００多位外国学者的１０００种著作,结合中外作家３０００余人,阐发自己对世界各种文化现象的看法。他特别强调“打通”二字,即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和壁垒,以新的学术视野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他提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联,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诗可以怨》）。但他认为不必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什么庞大体系,以为可以用它来限制和约束客观世界,实际却无法做到。他认为应重在深邃、鲜明的个人真实体验。他的这些思想,继承了中国从具体事物出发的传统观念,又与前面谈到的现象学思维方式相关联,为后来的中国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基础。

同年出版的还有杨绛的《春泥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在多种文化对话的基础上立论,内力浑厚,绝非一二年时间便可成就,显然是孕育了相当长的时期,不仅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而且能让人把握到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和洞穿历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