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阐释

·哲学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阐释李世书（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信阳464000）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近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要进行一场生态道德革命，确立一种“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在这种新价值观指导下，人类社会自觉建立并遵循一种全新的生态道德目标，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革命；人与自然和谐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12）01-0036-04为解决当前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以“人的尺度”来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确立一种“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长远利益，把人类长久生存的价值视为最高价值，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最为理想的人与自然关系。

一、重返不同于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反思全球生态危机的进程中，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是主流绿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

这种理念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理论思维的出发点，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其生态学意义，全面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绿色后现代主义的“自然中心论”的同时，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作为当代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准则，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检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尺度”的立场和方法来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必须立足于现实，把人放在物之上，把人类的自身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

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结合的双重尺度来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佩珀提出了“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的观点。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支持启蒙主义思想的大部分观点并反对作为绿色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希望由对自然的“支配”所实现的生产力的增长能够保障所有人的物质福利。

但是，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工业化通过把自然转变为最广义上的不利于人类的存在物来“统治”它。

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社会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蕴涵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是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的一种技巧。

因而，“对于控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那样继续清楚地阐明，他们的生态立场恰好是资本主义的反题：通过关心而不是贪婪……慷慨而不是占有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计划而实现统治”［1］92。

马克思的“支配”不会引起生态难题，而是解决它们的起点。

“自然的支配”不应对生态难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难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支配”的缺乏。

“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

这其中隐含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

对于生态中心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论”，佩珀进行了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对‘自然’状态的关心不仅被视为主要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还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关切引起的。

因此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收稿日期：2011-11-0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态风险问题研究”（11YJA710024）作者简介：李世书（1966-），男，河南息县人，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第32卷第1期2012年1月（Philos．＆Soc．Sci．Edit．）Vol．32No．1Jan．2012像它认为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

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类的需要”［1］340。

很显然，佩珀在这里所提出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狭隘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

近代以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其实质就是带来严重环境后果的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1］340。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

在佩珀看来，从根本上来说，这后一种原因表明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为人类的精神福利着想的。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不同于当代流行的各种绿色思潮。

佩珀运用文化、自然和劳动三个术语，区分了社会生态学、深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概念。

他指出：“认为文化调解自然和社会劳动”的，“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非结构主义者等等，即唯心主义者”；“认为自然调解或把社会劳动和文化集聚在一起”的，“就是环境决定论者、生物区域主义者、深生态学者、本质主义者、生态女权主义者等等，即一个消极的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劳动调解文化和自然（反过来以这种方式调解对方）”的，“就是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1］344。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向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都提出了挑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另一种粗陋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技术中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的。

马克思主义的“支配”自然的观念并不是指专制的“支配-服从”关系，而是赋予人类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

佩珀认为，改变当前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建立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社会并不是以生态为中心，它的主要特征是实施人类中心主义。

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

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由它们所导致的任何各种可能的反人道主义体制。

它强调人类精神的满足有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

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也不是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虽然不能把人与其他的动物相提并论，但人也是自然存在物。

我们所设想的自然是社会地被设想的和社会地形成的。

而人所做的也是自然的。

”［2］222-223在佩珀看来，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自然放在中心地位，认为自然是真正的主人，而人只是自然的奴仆，这必然颠倒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结果是自然没有当成主人，而大部分人却成了一小部分人的奴隶。

人的本性是理性的，人目前在对待自然时所表现出来的贪婪与疯狂，是由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带来的。

只要改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人就能克服其贪婪性与疯狂性、并恢复其理性，这样人就会以理性的方式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有限而又丰富的物质需求。

在这种人与自然的新模式中，人处于中心地位，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二、进行一场道德革命，建立新生态道德价值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建立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及实现路径进行了具体阐述。

针对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福斯特认为，必须进行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文化或生态道德。

福斯特对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态道德价值观进行了详细规划。

首先，福斯特认为，这种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的要求就是“绿色思维”的本质。

福斯特赞赏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视为属于我们的商品。

只有当我们把土地看做是我们属于的共同体时，我们才会怀着敬爱的心情使用它。

”［3］36福斯特认为，利奥波德较好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所要实现的一种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具体旨趣。

其次，福斯特认为，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就必须抵制所谓全球的“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3］36。

福斯特指出，目前这种生产方式正朝着与地球的基本生态循环不相协调的方向发展。

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自然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

最终，这种生产方式将会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必然造成生态危机。

要实现生态道德革命，就必须抵制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

再次，福斯特对现实社会中“更高的不道德”［3］38进行批判。

所谓“更高的不道德”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中权力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

这种“更高的不道德”产生的社李世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阐释会土壤是一个由政治精英支持的富人统治的社会，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

这种道德价值观的肆意盛行，导致了道德的丧失、犬儒主义的增长和政治参与的减少，导致了有意义的道德和政治社会的消亡。

福斯特指出，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在我们的周围处处可见，金钱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崇尚的是消费更多的商品。

由此，福斯特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环境公正”的生态道德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要义”。

同时，“只有承认所谓‘环境公平’（结合环境关注和社会公平），环境运动才能避免与那些从社会角度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个人阶层相脱离”［3］42-43。

福斯特还就如何实施这一生态道德或生态文化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福斯特否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

他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规则下，很难实现生态平衡。

“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在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3］13。

福斯特指出，通过分析全球变暖而得出的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反环境特征这一严酷结论，与近年来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不是威胁，而是本身就具有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资本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的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已经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冲突。

因而生态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其次，福斯特认为，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通过限制消费而不是限制投资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是幼稚的。

试图通过限制人们的消费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幼稚的，试图通过呼吁社会金字塔顶部的个人以及公司法人的道德发现，来防止环境恶化，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它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更高的不道德侵蚀社会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