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总序

史部总序的的翻译(在续篇)

研究史学的原则，描述事件要尽可能简略，考据求证要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观察这些描述总结出其中的是非，这样以后能用一两个字的褒贬来评定（一件事）。这就是写史书求助考证的（例子）。左丘明用《左传》来解释（《春秋》），后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后才知道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求助考证。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读书人喜欢说大话，往往说舍弃传文，直接推求经文，这种说法必然是行不通的。有些人能读通，也必然是私下里阅读诸多传文，假称舍弃传文，直接推解出经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世称为最佳之作，却他们先（将史料）写成“长篇”，再考订史实异同。高似孙的《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阳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关于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总数不下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一共二百二十二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李焘的《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两间屋子。（李焘的这本集子现在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的话。）现在看这本书，例如淖方成说“祸水”的话是采用自《飞燕外传》，张彖说的“冰山”的话则采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些小说也没有落下。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必然有缘故。现在总括各种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纲。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还有《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都是参考各种传志的。《史评》的是参考各种评论的。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后，谱学就几乎没有了。皇家族谱不对朝廷外颁布，百姓的家谱也不上报官府，只有虚目而已，所以删掉。考订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两个朝代最多，大概是（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不同就产生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则朋党树立，有了朋党相互之间就会结下恩怨，恩怨已经结下，得志的时候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中间难免是非颠倒，也有很多迷惑视听。但即使有疑问和曲解，集合大家的证据来考核（这些）事情，也一定能得到实情。即使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大家的说法来核实，也一定能了解到真情。张师棣《南迁录》的妄言，是邻国的事情，没法对质。赵与时的《宾退录》用金国官制作佐证就可以知道。《碧云騢》一书污蔑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是梅尧臣写的，王铚认为是魏泰写的，邵博又考证说确实是梅尧臣写的，可以算得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然后李焘参考几种说法而分辨定论，到现在也就没有别的说法了。这也是考证一定要详尽的验证。所以史部的这些书，除了很明显是非常鄙陋背理冗长繁杂没什么可借鉴的之外，凡是对正史有补充的，都应该选择精华留存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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