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三个本质问题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三个本质问题

本文作者：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

史上最难产的全国城镇化大会，终于顺利召开。会议按照惯例“胜利闭幕”，却给我们留下一堆疑问。向前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将向何处去？让我们自上而下解读解读大会官方新闻稿，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过去几年与八股文战斗的经历告诉我：解读任何一份大文件，都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以此出发，用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将细节串联起来，所谓纲举目张是也。对于城镇化大会而言，我们要找的切入点很简单：为何姗姗来迟？

去年底，克强总理对媒体说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之后，市场就在翘首以盼城镇化大会召开。一季度盼2季度，2季度盼3季度，临近年底，全国城镇化大会终于害羞地露出她的面孔。是大家不想推进城镇化么？非也！从中央到地方，从百姓到各级官员，大家无不翘首企盼新一轮城镇化的大潮。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学者的任务是忽悠，官员的任务是实施。忽悠可以以方向为主（我们分析师类似），实施则必须以操作为主（基金经理类似）。而说到实施，有几个问题几乎是绕不开的：

问题之一：城镇化本身意味着投入，而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到底应该投向何方呢？也就是以大为主还是以小为主的问题。北京3000万人口，要不要搞到5000万？而以大为主还是以小为主的背后，则是中央与地方两套思路甚至是利益的碰撞。

问题之二：城镇化要用地，你用地占地搞建设的同时，如何保证粮食产出呢？粮食安全无小事，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粮食安全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

问题之三：城镇化是要用钱的，严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时候，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

所以，城镇化的本质，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博弈的问题。这个老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都很突出，房地产调控十年越调房价越高，既有政策思路偏压制需求的原因，也有各地政府严重依赖地产的缘故。

在回答以上三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来一轮曲线救国，从一个现象开始谈起。

过去三年，有一个词汇隔三差五出现在媒体：民工荒。伴随民工荒，低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由于各地采样数据偏差较大，也不一定有全局说服力，我们姑且采纳相对比较权威的统计局数据。2009年农民工月均收入1417元，10年上涨20%，11年上涨20%，12年上涨12%，13年全年数据没出来，但是今年9月同比去年上涨13%。工业增速在回落，2012年和2013年，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低于以往8%的红线（还记得那个保8的口号么？），潜在增速从2009年见顶以来连续四年向下走。但是，低端劳动力的价格上行趋势没有受到影响，除了曲线不再那么陡峭。

经济学家们很奇怪，跑去农村一看，恍然大悟：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水池干涸了。能出来愿意出来打工的都已离家，农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孕，或者深深眷恋着那片土地不肯轻易背井离乡的壮年。等用大家所熟知的术语来描述，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

这是一个大麻烦！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的话，现在心情与诸葛亮流着泪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别无二致。中国刚刚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希望在未来十年里大展拳脚的时候，忽然发现劳动力这个变量无法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忽然发现土地要素也日渐遭遇瓶颈。而我们都知道，经典的经济学框架中，认为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进步。和三农有关的，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这两大块。

先说土地，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后，18亿亩红线是必需遵守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土地要素投入从哪里来呢？很简单，到农村去，将农民手中的宅基地流转起来（中国可以拿来搞建设的地，只占国土总面积的4%，这4%中有90%为非城市建设用地，而宅基地恰恰是非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大头），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才会提出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再说劳动力，相对数据方面，如果我们认为适龄劳动人口的构成可以涵盖15-64这个年龄段，那么从2010年达到74.5%高点后，2011年（74.4%）和2012年（74.1%）连续回落。绝对数据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拥有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9.4亿人，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此前多数人的预期更早。无论劳动力绝对量还是相对量的拐点都已出现，更麻烦的是，你就是现在放开二胎，依然无法改变未来十五年中国老龄化的趋势。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话说：“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稳步、逐步的减少。”怎么办？出路还是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继续推动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以此解决劳动力来源的问题。

总结一下，从供给端出发，城镇化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都需要“新土改”来破题生产。

以上分析，主要从供给端出发，因为经典的宏观经济学增长模型都是基于供给建立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供给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逻辑必须建立在需求端能跟上的基础上。过去十年，中国不存在需求无法跟上的局面。但是现在，当中国进入产能过剩时代之后，需求端的变化就变得异常重要。而对于需求二字，克强总理曾经精辟地总结为一句话：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过去两年出口数据已经教育了我们，外需靠不住。因为过去二十年数据教育了我们，由于中国老百姓储蓄率过高，消费主要对通胀敏感，所以消费靠不住。到最后，还是投资，饮鸩止渴式的制造业扩产能不可取，唯有城镇化。

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有两块：消费和投资。其中消费是小头，每年1000万农民工进城，每个人每年增加2万块消费，也不过区区2000亿。投资是大头，因为你农民工以往进城，虽然统计的时候算成常驻人口，因为住满半年就算。但人家不是户籍人口，他们可以八个人住一间宿舍，他们的小孩不需要去当地就读，他们生病了自己掏钱进医院享受不到当地医保带来的福利。也就是说，这只能算半拉子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过于有限，因为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的需求严重不足。向前看，如果我们能把2.6亿农民工逐步转变为户籍人口，就会带来蓬勃的投资需求，经济增长所需的需求来源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总结一下，从需求端出发，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

经过以上分析，我想投资者的脑海中逐渐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土改和城镇化已经成为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而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让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得以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而这个增速对于债务危机凸显的中国而言，意味着生存或者死亡。对于这届领导核心而言，意味着能否完成18大接下来的历史任务。

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再去看前文提及的三个问题，会发现一切都清晰起来，答案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

以大为主还是以小为主的问题：大小本身不是问题，只是中央和地方的不同偏好下，才导致路线图成为问题。中央之所以坚持以小为主，是因为农民工没本事进入一线城市定居，无论工资性收入还是财产性收入都不足以支撑。地方之所以偏好以大为主，是因为大城市搞造城运动所需的资源最为充沛。意见不统一怎么办呢？老规矩，中央保底线，剩下的自主权交给地方。中央只要牢牢把握住两点：

第一我牢牢抓住户籍二字。我评价你干的好不好，不看城市化率，而看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户籍放开的政策执行在地方，但政策方向放在谁手里呢？就放在中央手中，四句话概括：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农民工想进城，能顺利拿到户口的，就是中小城市。

第二我牢牢抓住城市建设土地指标。整体收紧！已有三大城市群就别想再大规模扩大建设用地（北上广城市房价回落这种事情，看来越发遥遥无期），大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城市要用地怎么办呢？“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还是收紧，只不过到时候给谁不给谁，就有讲究喽。看起来，未来几年，建设指标这东西价格还得往上涨。有人说，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增减平衡的办法来搞到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针对过去几年各地纷纷在搞的变通做法，又多出另外一句话：“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复垦可以，生地和熟地可就别想一比一的比例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