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民间装饰图案的母题与类型-银美科技

在观览样式丰富、自由变幻的哈萨克族民间图案时，我们常常禁不住会问这些图案的风格来源和确切的象征意义，尝试着对各种各样的图案进行比照和分类。

要完成这些工作，除借助于哈萨克族有关的工艺美术考古资料，及相对晚近的实物遗存，还必须考虑哈萨克族装饰艺术与相邻地区、同源民族的交流与变异因素。

有关哈萨克族装饰图案的外来影响和本土成分，几种风格的承续关系，图案的名称及母题的归属，在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中，目前都存在一些分歧。

很多研究者对哈萨克族民间图案的描述，仅止于题材列举和色彩分析，或流于习见，或雷同因袭，也未能在整个古代新疆装饰艺术史情境中进行讨论[1]（P38-57）[2]（P56-59）。

一、哈萨克族民间图案装饰的历史源流概述奥地利艺术史家阿洛瓦·里格尔（Alois Riegl ，1858—1905）曾在《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Problems of Style ，1893）一书中指出，尽管装饰艺术史上那些基本的纹饰（棕榈饰、玫瑰饰、卷须饰等）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从古埃及王国直至伊斯兰世界（因而也是直至现在），存在着从未间断的风格发展的历时统一性或延续性。

而“中世纪近东地区的阿拉伯和几何风格的装饰，是延续了从同一地区的希腊、罗马以及希腊时代后期的艺术中继承下来的基本花纹、设计原则和趋向”[3][4]（P306-336）。

里格尔的成果，曾是后来远古、古希腊后期以及伊斯兰装饰艺术领域研究的基点。

虽则我们不能完全同意里格尔对纹样起源历时统一性的钟情，和他对各地域、各民族美术本土传统的部分回避，但不可否认，我们在为哈萨克族（甚而古代西域）装饰艺术寻源的过程中，都能为他找到一些依据。

哈萨克族美术的肇始期（公元前7世纪之前）、融生期（以塞人美术为界，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为前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为后期）①，包含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塞人美术及各融合部族的美术几个序列，在本土美术的基础上，主要接受了希腊化地区艺术的影响。

1世纪之后，通过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传播，中原美术装饰性元素开始逐渐在西域工艺品中出现[5]（P501-507），经过哈萨克族美术的发展期（6世纪—15世纪中叶），地方传统融合了希腊化艺术和中原艺术，逐渐完成了哈萨克族民间装饰图案的民族化和风格化过程。

从纹饰发展的历时性角度看，哈萨克族民间图案的第一种装饰母题是动物纹样。

动物纹样大约于公元前9世纪出现于欧亚草原，兴盛于公元前6—4世纪[6]（P61）。

在8—9世纪逐步推行伊斯兰教之前，动物纹样大量出现在哈萨克草原及相邻地区出土的木石雕刻、金属工艺品、编织工艺品、宗教壁画等考古资料中。

几何纹和植物纹虽则伴随着动物纹饰母题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出现，但真正发展成独立的装饰母题，大约在公元2—4世纪左右。

而在现今我们可以看到的相对晚近的民间工艺实物上，植物母题占据了哈萨克族整个装饰工艺的大部分。

问题在哈萨克族民间装饰图案的母题与类型周珩帮（伊犁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新疆伊宁835000）摘要：哈萨克族民间装饰艺术肇始于青铜时代，源远而流长。

在中西文明交融过程中，哈萨克族民间装饰图案形成了动物纹饰、几何纹饰、植物纹饰等母题。

在这些母题形成过程中，哈萨克人民从人类艺术宝藏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对于这些母题的分离、拓展和再造，使其与大自然和草原游牧生活再次取得有机联系，重获在反自然化观念中日益丢失的生机和力量。

关键词：哈萨克族；民间艺术；装饰图案；母题；类型中图分类号：J5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76（2010）02—0017—07收稿日期：2010－02－23作者简介：周珩帮（1979—），男，甘肃高台人，硕士，伊犁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理论、美术史。

2010年6月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un.2010第2期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2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于，一些图案的母题有时被当作动物纹样，也可以被看作植物纹样，或被看作源于宗教美术，一些纹样可以兼具好几种动植物特征，可以赋予不同的名称。

除却象征意义，其间的混乱我们可以大部分归因于装饰图案特定的抽象性和装饰性。

图1青铜时代到汉代的动物纹饰1.1青河县什巴尔库勒鹿石，局部，青铜时代，300×23cm ；1.2动物纹铜牌饰，西汉，径5.6cm,1996年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圆沙西汉古城出土；1.3狮纹金牌饰，西汉，20×11cm ，1977年乌鲁木齐阿拉沟塞人黄金墓出土；1.4铜刀，西汉，长22.3cm ，1959年新源县查布哈河出土；1.5鹰嘴怪兽搏虎金牌饰，西汉，8.4×5.7cm ，1994年交河沟北台地1号西汉墓出土；1.6饰鹿铜镜，汉代，通高16cm ，径7.7cm ，巴里坤县出土；1.7壁挂，同汉代，苏联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

二、哈萨克族民间装饰图案的母题与类型1．动物纹饰母题动物纹饰与哈萨克族特有的游牧生活有天然的联系。

图1.1—1.6②所示为新疆各地（多为天山以北）发现或出土实物资料上的动物纹饰。

其中时间较早的为遍布亚洲北方草原的“鹿石”，属于青铜时代。

图1.1中的纹饰强调了鹿角盘曲修长的特征，最上端鹿角的长度甚至超过身躯，鹿作向前跳跃状，到第二、第三只鹿，跳跃动态化作渐趋垂直的粗线条和抽象的鹿角曲线，在变化中求得统一。

鹿角图案秩序化的重复令人印象深刻，它不仅使狭长石面上的构图饱满丰富，而且表明，哈萨克先民已经掌握了表现动物形象的装饰艺术手法，并能根据材质因素与功能要求，自由地进行夸张、简化或抽象表现。

图1.4中刀柄末端的羊头、羊角装饰，图1.6铜镜上的鹿形装饰，较图1.1看起来带有自然主义的特征，不过细细端详后会发现，羊角盘曲已如同“漩涡纹”，鹿角的雕刻则将波折线和曲线穿插呼应，同样意态十足。

在拟形装饰时，节奏的实现依靠富于形式意味的抽象线条。

若把刀身和镜面考虑在内，铜刀和铜镜在各自的功能之外，倍增含蓄蕴藉的审美意象。

这是我们讨论的哈萨克族动物纹饰的第一种母题：以鹿、羊等动物角部为原型的“角形图案”。

事实上，动物角形母题的图案一直是青铜时代生活于古代新疆的原始先民及此后塞人工艺美术的重要部分，也是今天的哈萨克族民间装饰的重要源头。

在出土于新疆、属汉代至唐代时期的织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角形图案的运用③，图2.3、2.4、2.6中出现了角形图案的不同样式，羊角、鹿角更趋抽象装饰特征，或强调了漩涡形，或幻化为飘带状。

在数千年的演变中，角形母题的纹饰出现过两种风格，即倾向于写实的自然主义风格和抽象表现风格，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交替界限，从上述图像可以看出，装饰时的实际情况（功能需求、材质状况、装饰方法或技术等）使图案应运而生。

不过，关于抽象表现风格的角形纹饰在今天看来还有争议，它常被看作植物纹饰，我们在后文植物纹饰中将加以讨论。

第二种动物纹饰的母题是动物的肢体性状。

在图1.1中，尽管鹿角纹分外醒目，但鹿身和四肢从顶端的一系列渐变，配合了鹿角纹饰的构成，这是以动物肢体性状为母题进行纹饰的肇端。

图1.2、1.3、1.5还可以说明此类母题纹饰的基本特征：（1）动物形象作典型化处理，主要突出其代表性的肢体部位18第2期周珩帮：哈萨克族民间装饰图案的母题与类型（如猛兽的头部和獠牙、鹰的巨喙）和行为（噬物、暴怒或腾跃），并以之作装饰母题，其他部位的造型随之进行匹配。

图1.2中的猛兽只能辨认头和前肢，躯干、后肢简化为带镂孔的圆形。

图1.3中狮头、颈部、前肢和尾部清晰有力，躯干则成为细弱的涡形连接体。

图1.5中鹰有超常的比例，羽翅回旋与喙部同形相构，躯干却似跃起之鱼。

这种比较自由的母题图案的类形匹配，在图1.7中可以得到印证，人狮怪物的角、羽、蹄、鸟爪，几乎都是角形图案的再次使用。

（2）依靠装饰性的线条，在雕刻立体错觉时趋于平面化。

图1.3中的狮鬃、狮尾、前肢、躯干，甚至唇部和耳朵，均顺着形体结构，用优美的曲线表示，它们有时恰当地传达出立体效果，有时则属装饰形式。

雕刻与线刻的并存是早期金属工艺装饰的普遍方法，当线条在平面空间上独立驰骋时，动物肢体性状这一母题便进一步从立体错觉的努力中解放出来，向图式和符号发展。

图2中出现的骆驼、禽鸟、怪兽、羊、鹿等动物形象，只具备其基本性状，图2.6中的鹿几难辨认，在图2.4、2.6中，羊、鹿在颈部还附加了与角部纹饰匹配的飘带，这种附加，是装饰艺术向图案构形迈出的一大步。

从图1到图2，纹饰从相对单独的空间走向更为连续的空间，动物纹饰的方法与风格也更为复杂。

在图2中，动物及相关纹饰在不同的分区内有规则地进行排列，沿某一中心点对称分布的纹章风格（Heraldic Style ）和规则行列上下相叠的地毯风格（Carpet Style ）[3]（P23）被熟练运用。

作为装饰方法的分区和对称，作为装饰原则的节奏和均衡，在这些实例中不仅完成了本土与中亚、西亚艺术及中原艺术的融合，而且为哈萨克族等民族的民间装饰艺术奠定了基础。

8—9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普及使得动物纹饰母题大大减少。

不过，我们在相对晚近的民间工艺中还可以看到动物纹饰的影子（如边饰上具有纹章风格的鸟纹等）。

同时我们也知道，哈萨克族人民为大部分图案找到了与动物相关的原型，并赋予了确切的名字，其中包括后文所述的一部分植物纹[7]（P6-23）。

问题看起来既离不开宗教，也不应该完全倒向艺术的自律和人们对艺术的热情与信心。

2．几何纹饰母题在装饰艺术的早期阶段，人们常遵循填充轴线的原则[3]（P41），把装饰上的次要空间（相对主体图案）用简单的线和块面来布满，以取得节奏和均衡，而图2新疆出土高昌和唐代丝织品上的装饰2.1牵驼纹“胡王”字锦，高昌，残19.5×15cm ，1964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2.2红地禽兽纹锦（局部），北凉，原83×54cm ，1972年吐鲁番177号墓出土；2.3对羊纹锦覆面，高昌，24×13.7cm ，1972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2.4对鸟对羊树纹锦，高昌，残21.5×24cm ，1972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2.5骑士对兽球纹锦（局部），高昌，原22.5×12cm ，1968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2.6连珠鹿纹锦，唐，21.5×20cm ，1959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

19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几何纹也是最早的纹饰之一。

我们在图1.4的刀柄上可以看到三组几何纹：直线组成的交叉纹、点和半圆（两者组成的圈点纹），它们以刀刃为分界，在不同的分区上实现了各自的实用功能，形式上则构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