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书中乾坤大

余英时：书中乾坤大
□余英时
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

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19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产生过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

所以1925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

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

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1947至1948年间的事。

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辄止。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1952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

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

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

《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

现在回想起来，惟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

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

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

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

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

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着，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

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

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

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着作。

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

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

上面的说明虽是我的早年经历，其实大体上也通用于中年以后进入专门研究领域的阶段，不过有“多惑”与“少惑”之别而已。

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

最后，我也愿意介绍一部书，但不是我早年所读的名着，而是本偶然读到的新作。

公元2000年美国出版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森的《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中文版猫头鹰出版社发行，郑明萱译），写的是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生活的演变史。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更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93岁高龄的博雅老人一生读书和反思的最后结晶，他面对着西方文化价值受到全面质疑的今天，提出了他个人的观察。

我不可能在这里介绍这部800页的大书，有兴趣的读者必须自己去发掘它丰富的内容。

此书深入浅出，大可雅俗共赏。

后现代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其中某些论点不甚相契，但这是不相干的。

我推荐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窥测西方人文修养深厚的学人究竟是像什么样子。

此书出版是当年美国文化界一件大事，报章和电视都有评论和访问。

中国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这是一块大可借鉴的他山之石。

顺便介绍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国，十三岁移民美国，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文科领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这部令人百读不厌的《从黎明到衰颓》，现在有中译本了，这是使我十分兴奋的事。

这部中译本完全对得起原着。

我抽阅了译本的有些篇章，并与原书比勘之后，我发现译者的巧笔很能尽原文的曲折。

这是一部很难译的书，因为其中充满着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专门名词和典故。

但译者都能反复推敲，最后以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

读了这部译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对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演变，获得一种有深度的认识。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着有中英文着作数十种，包括《汉代生死观》、《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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